我看书斋

革命的窄门（第2页）

说它是一个半真的问题，是因为在人民尚未真正理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时赋予人民太过崇高的权力和地位，将会释放出堪比长岛原子弹一样恐怖的能量。法国大革命的确唤醒了人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也的确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才会在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时期，至少16594人因反革命罪而丧生断头台。毕希纳在《丹东之死》中描写的场景虽富戏剧感，但绝对真实：

市民们纷纷高呼：“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谁想溜走，就打死谁！”“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到灯柱上！吊到灯柱上！”“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柱上！”然后，那个卢梭的信徒、道德纯洁到与死神一样“谁都无法收买”的罗伯斯庇尔登场了，面对一片打死他、打死他的叫嚷，他的回复是：“以法律的名义！”市民反问：“法律是什么？”罗伯斯庇尔答：“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市民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从这个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相信人民！在人民尚未准备好之前，不要发动人民！

在政治体的意义上，现代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制。然而，就像解放不一定带来真自由，革命也不一定带来真民主。民主质量的好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准备好了。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人民只能是被其制度的性质所造就的那个样子，如果各种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恰恰是这个制度所造就的结果，那么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激发和培育人民的民主精神和公民德性。认为革命要想收获龙种就只能坐等人民完全准备好了之后，就像是告诫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千万不要游泳，因为你还不会游泳，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吗？

四、诉诸价值而非仅仅诉诸利益

两个鞋商到非洲考察，一个回来说：没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另一个人则说：有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悲观者的根本问题在于现实，太现实了，最终一路滑向“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大俗套。革命总是需要一点点乐观主义精神的，否则何来“革命乐观主义”这个词语？现代商业社会里，很多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创造需求就是创造商机；现代政治世界中，很多观念也是被改变过来的，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可知，当时法国人民服从统治者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这是一种坏的服从，除此之外，还有出于恐惧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以及出于利益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出于习惯的服从是真睡，出于恐惧的服从和出于利益的服从则是装睡，前者被迫，后者不但心甘情愿可能还暗自窃喜。三种服从的可能中，出于利益的服从最糟糕，因为真睡可以被叫醒，被迫的假寐有一天会忍无可忍，而心甘情愿的假寐却永远都无法被叫醒。利益之争的确可以引发革命，但唯有价值之争才真正成就革命。因为只要还停留在利益之争的层面，就是可以用人民币收买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一个可以被收买的民族就不值得拥有革命的果实。

观念的塑造和改变绝非一日一夕之功。独立战争前，美利坚的人民已经在过去的150年里逐渐培育出了基本的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独立战争前，大不列颠帝国颁布的《糖税》、《印花税法》只是温柔一刀，与苛政猛于虎毫无干系，殖民地人民的生活也未到水深火热的程度。今天的美国青年谈及独立战争时，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说：“都怪税太多！”事实上，当时的革命者只是借税收在说自由，是自由陷入了危机，而不是财产陷入了危机。对他们来说，“说财产就是说自由，恢复或捍卫一个人的财产权利，就等于是为自由而战”。

在相当意义上，美国革命乃是一场没有直接压迫的革命，它基于的是一个被夸大了的暴政想象，以及一场被放大了的自由危机。看看下面这些话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他们有权力向我们征收一便士的税，他们也就有权力向我们征收一百万镑的税。”“那些未经自己或其代表同意而被征税的人乃是奴隶。”“我们自由的太阳进入幽黑的云层，一时带来了漫漫长夜的不祥之兆。”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于自由的迷狂不仅是声嘶力竭的革命宣传，而且是深深改造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信念。据说一位参加过康克德之战的革命老兵，在耄耋之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压根没有见过什么印花税票，也没有体会到茶税对日常生活的任何影响，他之所以参加独立战争，只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自由的，我们也想一直自由下去，但他们却不想让我们这样”。诉求价值而非利益才是美国革命之道。

1793年路易十六里通外国的文件被发现，愤怒的法国人把他们的国王投进巴士底狱，据说在夜阑人静的时候，路易十六感慨说：“是这两个人打垮了法国。”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伏尔泰，一个是卢梭。文人也许会在刺刀见红的革命中曝尸街头，也许会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中注定头破血流，但是你无法否认的是，归根结底，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五、革命的三位一体难题

自由和平等，再加上一个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博爱，是启蒙运动遗留给现代革命者的新三位一体难题。

启蒙运动之前的英国革命完全忽略了平等，只讲自由。启蒙运动之中的美国革命强调自由，偶尔兼顾平等。法国革命初期崇尚自由，最后彻底倒向平等与博爱。面对这个新三位一体难题，每一次革命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今人谈论革命，常拿民主和平等来说事，其实民主和平等均非革命的终点，自由才是。或者不如这样说，任何不以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最高标准和最终鹄的的革命注定会是一场灾难。

1792年，当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时，丹东拯救了法国大革命，然后他就厌倦了。史学家说丹东的懒惰和厌倦是“他的、也是法国的不幸”。突如其来的厌倦，厌倦革命，厌倦像“上帝的宪兵”那样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厌倦每天早晨起床，厌倦可怜巴巴的乐器弹出来的永远只是一个调子，丹东说：“我想把自己弄舒服些。”好吧，你说这是任性，我说这是人性。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最后决裂，归根结底，是日常伦理与圣人道德的决裂，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决裂，是任性的自由与神圣的平等的决裂。

在把丹东送上断头台后三个月，罗伯斯庇尔也站在了断头台前，在最后的演说中，这个像死神一样收买不了的罗伯斯庇尔，终于明白了什么，说：“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总结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

人类的愚蠢在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1986年，哈维尔写道：“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看着很眼熟？那就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段话；“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别误会，这是托克维尔在评论19世纪中叶的法国。

在现代背景下，真正的革命既不是造反，也不是复辟，真正的革命意在打造一个有别于现存制度的新秩序，阿伦特说，衡量这个新秩序的最高标准既非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由。关于这一点，比阿伦特早上100年的托克维尔表示认同，他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因为，“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面对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个新三位一体难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最大的平等自由权原则呼应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呼应平等，差别原则呼应博爱。字典式的排序原则保障了自由的优先性。因为只有以自由而非平等、博爱为第一原则的民主社会才有可能培育真正的公民德性与尊严。

以革命的名义，远的有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乃至天鹅绒革命和各种颜色革命，革命的模式看似争奇斗艳，革命的大道看似宽阔无比，但是，现代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革命的门是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这道门走，谁就会坠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

（2012年）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