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回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
我就是那个学生。
*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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