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视听教学（第2页）

“我觉得你是个自恋狂。”

科佩尔哈哈大笑。

“我这么丑还配自恋？”他说。

不一会，摄像机在客厅的壁炉前转动起来，科佩尔身穿那件挺括的蓝西装，莫里则还是那件皱巴巴的灰毛衣。他不愿为这次采访而特意换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学是，死亡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愿为它涂脂抹粉。

由于莫里坐在轮椅上，摄像机一直拍不到他那两条萎缩的腿。加上他的手还能动——莫里说话时总喜欢挥动双手——因此他显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阐述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

“特德，”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问自己，‘我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退出生活舞台呢，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我决定活下去——至少尽力去那么做——像我希望的那样活下去，带着尊严、勇气、幽默和平静。

“有时早上醒来我会暗自流泪，哀叹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时候。但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我起床后便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经能应付了。可我能继续应付下去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自己押这个宝。”

科佩尔看来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问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错了名字，他很快纠正了自己。“我是说特德……”

“这句话引出了羞怯感，”科佩尔大笑着说。

两人还谈到了来世，谈到了莫里对别人越来越多的依赖性。他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么。

莫里迟疑了片刻。他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种事。

科佩尔说没关系。

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

“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阴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4]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心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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