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走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并没有约定确切的时间,而且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事实上,我连他姓什么都不清楚,坦白地讲,在近一段时期内我还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做某些事。
这是个坏主意。
刚过七点钟,房前沙滩砾石路上传来车轮摩擦的声音。最后又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我打开门,夏洛已经站在门外。
“嗨,”他浅浅地说。他还穿着上午的短裤,但换了一件干净清爽的浅黄色纽扣衬衫。我穿着一条太阳裙,现在觉得自己穿得有点傻,因为好像要赶赴约会,而今晚并不是约会。
“嗨,”我边说边锁上房门,“你开车载我还是我来开车?”
“我来如何?因为我知道怎么走。”
“好的。”我答道,木讷地站在他的吉普前。上午咖啡馆里轻松愉悦的打趣已成过眼云烟。此时不知该如何恰当地与他相处,这让我的处境更加窘迫。
他打开乘客车门,并伸出一只手臂,我接受了,但还加了一句:“你不必这么做。”
“我知道。”夏洛说道,他关上车门时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芝加哥,”我们驶出车道时他说,“我二十多岁时去过那里,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儿还是很冷吗?”
“像北极一样冷。”
他大笑起来,似乎我的话真的很幽默。我想我的直觉是对的,他的确因癌症而怜悯我。我需要做一个了结。“你怎么去芝加哥了?”他问。
我来回摆弄着头发,然后把双手藏在臀部下希望缓解局促不安的感觉。“嗯,说实话,是因为我前任。那时他最好的朋友在芝加哥,他觉得芝加哥有利于事业发展。”
“那你呢?”他问,“你怎么想?”
我只想和汤姆在一起,到哪里都无所谓。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承认这一点。“我以为自己会喜欢那里。以前是的。直到几周前。”谢天谢地他没有让我深入讲下去。
我们停在半山坡处的一家餐厅门外,就在车道边上。餐厅扶手和凉亭上围着节日彩灯。走进餐厅时,我发现大部分餐桌都在室外庭院。
“兄弟,最近好吗?”酒保对夏洛说。
“很好,瑞奇,很好。”他说。然后他们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西班牙语。某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差点害死我的人,而渐渐变成我想要点的“主菜”。是的,在咖啡馆时我听过他打情骂俏的浪漫段子,而眼前这一幕完全不同。他是在和人正常交流,这完全颠覆了他此前在我心中的形象。他的双手飞扬着,笑声爽朗深刻,浑身溢满了自信,你懂的,还有性感。
“很抱歉,丽比,”女服务生引导我们坐在室外庭院的一个包间里时,他对我说,“酒保比较健谈。”
“你的西班牙语非常流利。”我说,口吻中似乎有点责怪的意味。并不是说他的双语能力让人感到惊讶,只是自从来到波多黎各,我能感觉到他的英语里缺少一点我生来所熟悉的调子,所以我猜他不是美国本土人。“你是波多黎各人?”
“是的,”他说,“我母亲是新波多黎各人——她父母在威克斯——但我父亲在法哈多出生长大。”
“那你是在威克斯长大的?”
“我父母分手了,所以我就被辗转多地,比大部分小孩经历得多很多。”
“很抱歉。”
“嗨,你有什么可抱歉的?总之,对我这个大叔来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微笑着说,我也本能地微笑着,突然感到一阵刺痛穿过腹部。我立刻看向别处,敏锐地察觉到疼痛来得不合时宜。我对异性的判断能力本就糟糕(比如泰),这一周的连续事件更削弱了这一能力。再加之,夏洛知道我是将死之人,所以我们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架构在对我的怜悯之上——抑或更可悲,我也许只是他认为的单纯而极度短暂的上床对象。
服务生过来时我感到一丝释然,然而他对我们讲起英语时,我有些失望。
“我可以自己点菜吗?”我问夏洛,眉毛扬起。
“只要你知道自己要点什么。”
我看着服务生:“我想要一份海螺馅饼和金枪鱼排。”
“饮品呢?”服务生问。
“比较烈的酒。”
“我也要一样的菜,再来瓶科罗娜啤酒。”夏洛说。
服务生给我端来一杯番石榴汁加朗姆酒,味道比米拉格罗斯的火箭燃料好喝多了,这让我精神放松了很多,甚至开始和夏洛聊起一些琐碎的事,直到馅饼上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馅饼不过和其他任何裹着面糊的可供食用的油炸食品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我刚要开始吃金枪鱼排,夏洛问道:“所以这次旅行是化疗前的自我庆祝?”
我惊讶地猛然抬起头,然后放下餐叉,为了安全起见:“化疗前?嗯,不是。我并不准备做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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