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马伯乐天天到王家来。王小姐也因此常常候在家里,本来要看电影去或是做什么,因为一想到,说不定保罗要来的,于是也就不出去了。
在客厅里常常像开晚会似的,谈得很晚。王老太太也是每晚陪着,王老先生若是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不陪着的。
这样子过了很久,好像从前那种已经死灭了的,或者说已经被时间给隔离得完全不存在了的友情,又恢复了起来了。
老太太常常指着女儿说,保罗哥小的时候这样、那样,说得似乎这些年来并没有离开过似的,有时那口语竟亲近得像对待她自己的儿子似的了。
遇到了吃饭的时候,马伯乐就坐到桌子上来一起吃饭,就好像家里人一样的,方桌上常常坐着四个人,两位老人带着两个孩子。
这样子过了很久。有一天晚上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把大小姐叫出去了。
那电话设在过道的一头上。大小姐跑出去听电话,一去就没有回来。女仆进来报告说:
“大小姐不吃饭了。老太太去看看吧!”
大家一听,果然是后边房间里有人在哭。
王小姐伏在床上,把头发埋在自己的手里,眼睛和鼻子通通哭湿了。旁边的小小的台灯,从那朱红色的灯伞下边放射着光辉,因为那灯伞太小了一点,所以那灯光像被灯伞圈住了似的,造成了铜黄色的特别凝练的光环。
老太太问她哭什么,她一声不响。老太太也就放下那枣红的门帘回去了,好像对于女儿这样突然会哭了起来表示十分放心似的,她又回到客厅的桌上吃饭去了。
王老先生也没有细问,仍旧跟马伯乐谈着关于前线上伤兵的问题。
马伯乐说这一次打仗是中国全民族的问题,所以全国上下,有钱的应该出钱,有力的应该出力;他还讲了他要当兵打日本的决心,他说:
“我已经给家去过信,征求父亲的同意,我要当兵……”
王老先生一听,似乎就不大同意,说:
“当兵自然是爱国的男儿的本分,但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就够了,我想有钱的就不必出力了。”
马伯乐一看,当兵这些话显得太热了点,怕是不大对王老先生的心思,于是就说:
“当兵,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人家也不要啊!不过是所谓当兵,就是到前方做救护工作。”
王老先生觉得做救护工作还是一种激烈的思想,于是就劝阻着说:“我看这也不必的,要想为国家献身,何必一定到前方去。委员长说过,后方重于前方,后方也正需要人材的,比方物价评判委员会,我就在那边工作……民生是第一要紧。什么叫作民生?就是民食,尤其是在这抗战期间,物价是绝对不应该提高的。我们具有远大眼光的政府,有见于这一点,就不能不早做准备。物价评判委员会,主要的就是管理民食的总机关。”
说完了就问马伯乐:
“你也愿意找一点工作吗?”
出乎马伯乐意料之外的这一问,他立刻不知道怎样回答了,想了一下才说:“愿意。”
“那么我可以安置你到物价评判委员会里去。”
马伯乐赶快地间:
“那里边不忙吗?”
王老先生说:
“本来是什么事也没有,会忙什么呢?也不过就是个半月开一次会,大家谈谈,讨论讨论。”
刚说完了,就来了电话,电话铃子在过道里铃铃地响着,响了好半天才有人去接话。
王老先生说:“她们一个一个的都做什么?慢慢地连电话也没人接了。”他显然说的是女仆们。
这电话显然是有事情。王老先生到那边简单地说了几句就转来了。
坐到桌子边,很快把半碗饭吃下去了。以前的半碗,半个钟头也没有吃完,现在一分钟就把剩下来的半碗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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