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之我见]
我们有八亿农民和大量城市贫民,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相当显豁的客观现实。这个现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是说放在全球一体化这个大背景和大坐标下来看,不但不是坏事,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好事、一个优势。印度比不了我们,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比我们略逊一筹;但关键问题不在这里。他们比起我们,最大的差异是没有经历漫长的公社制度,更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者是更为极端化的理想主义灾难,是一道深长的记忆烙伤。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否经历过这两个阶段将会大不一样,有一些经验和情感,仅仅是度过贫困的岁月是不会产生、不会获取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在突然而至的开放形态之下——哪怕是小小的一点商业主义和资本市场的萌动,都会引起巨大的、难以预料的激动和波动。而印度并非是一个封闭社会,或者说它的封闭性还远远不够。市场和资本对于它来说也绝不是什么新东西。也就是说,开放的市场和外来资本的注入,对它并没有产生多少刺激性。本来它是一个贫困人口很多、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发生更激烈的竞争才是常态。但一切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核心问题是那里与这里有很多不同,起码是那里的人民不同,他们没有中国这样巨大的心理张力。
张力是一个创造过程中最可怕、最无测的决定性力量。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或试图走入另一个极端的人群,最后的一点能量都会激发出来。他们从遥远的彼岸走来,既有跋涉的痛苦和疲惫,又有一生从未经历的狂喜。一种改天换地的雄心野魄、一种突然唤醒的底层心智,这时候都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力量。这类似于又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一次在当年曾被严重贬斥过的“痞子运动”——对于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和执牛耳者来说,却是“好得很”,而绝不是“糟得很”。
纵观其他民族的经济神话,其实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这样的野性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痛苦,没有多少正义可言,法律苦苦挣扎着以避免变为瞎扯淡,公平会被一小部分人小心翼翼地谈论,以免惹火了新兴的富裕阶层。公平和正义只是一个满足了社会发展过渡期之后的讨论标题,等于服装上的标签,而不是服装本身,更不是胴体。有人天真地认为它本来是,或从根本上来说就应该是社会健康肌体的一部分,那未免太书呆子气了。再就是,公平和正义是确认了一种游戏规则之后、在这样的文明前提之下才能谈论的,而那个游戏规则的建立,又在所谓的公平与正义之先。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理想中的那一切要求是十分渺茫或极其微小的。我们即便追求到手的一点公平和正义,也是自己浑然不觉中变了质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屈从的一部分而已。
更早以前进口的西洋部件已经锈蚀废掉了,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开始重新将一些资产阶级的破破烂烂的小零件儿,如一个齿轮、一截油管、一段弹簧之类的搬运到大陆上来,再让那些培训过的熟练或不熟练的装配工——这些年出国留学归来的各等人士——把它们好歹组装成一台机器。这台噪音很大的怪物于是就轰轰隆隆地转动了,吞噬和粉碎着我们宝贵的资源,制造出一些廉价的商品,再卖回西方去。
当然我们也会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包含了极具说服力的内容。可是它一旦形成,就不允许其他规则同台相较和竞逐高下了。穷人和贫民的规则如果得以成立,那也会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坚硬,只不过会被对方斥之为野蛮,或用一句“暴力主义”给打发掉。而资本游戏规则中的暴力倾向却被十分巧妙地掩盖了,通俗一点讲,化妆之后的恶魔吃人更凶。狠批一种暴力而堂而皇之地歌颂另一种暴力,这是什么道理呢?我的一个朋友动不动就展现其揭批“体制”的勇气,但仔细听听,所有的依据、气势如牛的劲头,全都来自于另一种“体制”。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只有对另一种“体制”的依附和驯服。那些同样没有思想能力的人,同时也是好吃懒做的主儿,只为了省心省脑和时髦起见,竟然也同声附和起来,认为这就是在反“体制”。事实上哪有那么省劲和容易呢。独立的思想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拥有的,它需要长期的艰苦探索,不客气地说,还需要天赋。
话题再拉近一些吧,让我们从头说说八亿农民和大量城市贫民的现实。现在看,有了这个现实,想要经济不腾飞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用了秦代铁血宰相商鞅那样冷酷的办法才能遏制。他的办法其实十分简单,就是用尽一切手段——不惜砍掉大批脑袋,来将农民捆绑到土地上,使其方寸不可挪动。这种国策只要稍有松动,一切就将发生变化。巨大的贫富差距一旦形成,张力也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轮子也就启动了。贫民睁开了眼睛,愤怒和焦虑交织的社会心态也就形成了。这是一种巨大莫测的力量,是能量。只有傻子才会无视这种能量而不加以利用。但这种力量在冷兵器时代是极为危险的,这就是商鞅不让贫民睁大眼睛,不让他们向外看世界的缘故。现在则不然,现代世界早已脱离了冷兵器时代,所以一般而言不存在古时候那种大失控的危险。于是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怎样将这种能量尽可能持久地、有效和有序地保持下来。
在一个拥有大批生活无着、置于绝地而后生的劳动力,一大批根本不讲任何工作条件的生力资源的国度,工业生产规模和速度特别是劳动成本是从来不成问题的。带着这样一种竞争优势进入世界商品市场,全球的资产阶级绅士们都要目瞪口呆,吓个屁滚尿流。他们对这里的生产情形和生产方式以及规模都无从想象。因为他们做绅士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早就忘记了爷爷辈的尴尬和痛苦,往事已经如烟。而在东方,在这边,一切却都是自然而然和流畅自如的,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也没有什么不安的。农民吗?解放了。贫民吗?解放了。有什么比解放更为重要?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万恶的极左时代,从不让我们致富的时代,从一切虚假的叫嚣和欺骗中解放出来。所以大家——不信去问问——是十分高兴的。高兴得要唱歌呢,要用打工的钱买一架钢琴奏乐跳洋舞呢。
所以在这里,发展的奥秘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仅一定要保持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解放的欢欣和张力。贫富差距越大越好,贫民的比数既适度又相当宏大,这就是我们最大最不可战胜的神话之源,是百战百胜的武器。我们的这些武器贮备在无边的广阔之中,也就是茫茫大山和平原,是像豆粒一样撒在大山皱褶里的那些小小村庄。这就叫撒豆成兵。他们好比是季节河里的水,枯水季节蜷伏了、萎缩了,一旦到了山洪暴发期,它们就可以汇到一起,呈现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一泻千里,锐不可当。老牌资产者,让你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吧,让你们在人民的力量面前发抖吧!今天我一看到西方绅士们的样子,马上就想到了一部抗日战争的黑白电影:民兵队长一手抓紧了被俘的鬼子军官后衣领,一手挥向号叫奔涌的民众,开始了演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说的那番话。真过瘾。不过,电影的前半截,即他们打仗时妻儿老小死的死残的残,也够可怜的……好在后来是胜利了,可着劲儿欢呼吧。
欢呼之后呢?电影没有演下去。大概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总得下地干活,总得吃饭。总得有一大批人苦作,一小部分人享福。如果颠倒了这个常态,世界也就乱了套了。
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我们都来到了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这不是我学文件得来的,而是我对现实的一个观感。我们必须珍惜机遇,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珍惜的方法很多,明大理顾大局才是最大的珍惜。我们要极其重视经济规律,极其遵循商品和市场规则,要将生产成本维持在最低限度,并且要永远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相信只有群众,才是创造历史奇迹的伟大力量。只要一刻没有了群众的观念,一刻背离了群众的观念,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这是从实践中屡屡得出的经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一条不变的原则就是“寓兵于民”。其实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有机会,仍然要打一场人民战争的。
[批驳]
这是一篇逻辑相当混乱、文辞相当别扭、前后矛盾且破绽百出的小文。该文究竟要说些什么,其目的又是怎样,还要仔细研究才行。是为了自曝家底、自揭伤疤,还是为了曲线通敌,暴露机密,这些都可以经过系统分析以后再说。他竟然说我们越穷越好、贫富差距拉得越大越好,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国家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做了多少不懈努力,他却像一个睁眼瞎,或故意做无视状。人人皆知,社会不安定的主要根源,即贫富差距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从来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忌。凭他的聪明——可能也很愚蠢,谁知道呢——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吧。既然知道,那就是故意将我们的社会往火坑里推,是一种不怀好意。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改革成果,也将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毁于一旦。在一切条件中,我们事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即安定的局面。破坏和影响安定的一切因素,都要大力警惕和全力克服。如果收入两极分化严重,不仅不能影响到安定,而且还真如该文所说,是有利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当然不会去管那些闲事。问题在于绝不是这样:一旦贫富差距过大,民怨沸腾,我们是受不了的。当然,这不是冷兵器时代,他们那些镢头镰刀什么的也成不了大事;但是他们天天围在政府门口闹、一遍遍上访,不也够受的吗?如果再上街游行呢?你总不能天天让警察去围堵吧?堵是堵得住的,问题是这样影响好不好?国际上看笑话,我们自己也上火牙疼。总的来看,两极分化问题还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遇到事情要清醒,要算大账,而不能只盯住几个小钱。平时所说的“花钱买安定”,也包括主动放弃一些挣大钱的机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防患于未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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