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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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昭和18年）4月10日，东京市和其近郊的樱花盛开。今年的花儿运气极好，没有像往年那样随风凋零，但上野、爱宕山这些赏樱景点却无人问津，只有骑自行车或徒步往来的人朝它瞥一眼便匆匆而过。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频传捷报的报纸和电台，近来开始播报战局处于胶着状态，接着又报道了日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的消息，看来美军已经转入了反攻状态。同时，作为军事同盟的德军也开始出现溃败的征兆，进攻苏联的德军装甲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

随着战局的演变，粮食等日用必需品已实施了配给制，但很多物品都配给延迟，经济管制也空前加大，大部分商店关门，人们去军需工厂上班，那里晚上要工作到很晚。在这样的情形下，根本没有人有心思去赏花，而樱花在人们还没有察觉时就已经凋谢了。

4月中旬以来，气候极不稳定，18日早晨还罕见地下起霜来，甚至产生了流言，说手压泵里的井水都结冰了。然而，天气很快好转，21日强烈的高气压扩散，整个天空碧蓝如洗。

23日傍晚，巢鸭东京拘留所的大铁门打开后，驶出一辆押送车。押送车经过护国寺门前，从不忍街上驶过。此时街上行人稀少，路上只有自行车不时经过。

押送车驶过春日街，驶下汤岛的坡道到大路上，在杳无人迹的上野站前停下时，四周已是暮色朦胧。

五名身穿看守制服、戴着制帽、佩着军刀的男子从押送车里出来，将身穿浅黄色囚衣的小个子男子放在石板地上。几名身着便服的上野警察署的警察接到拘留所的通知后在车站前等候着，和看守一起将犯人带到警察办公室的房间深处。他们都围着这名囚衣男子默默地站立着。

虽然上野警察署的警察们接到通知，说犯人是个需要十分警惕的人，但对这副戒备森严的押送架势仍感到十分意外。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是两名看守押送一名犯人。坐地铁就能到上野站，几乎用不着汽车，更何况看守中还有人佩戴着看守长的肩章，这也是没有先例的。

不久，一名警察报告说列车的发车时间快要到了，看守们便簇拥着脚穿草履的犯人走出了办公室。旅客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被看守和便衣警察围着的囚衣男子。

两个月前，作为战争期间的运输措施，为了增强货车运送军需物资、客车运送兵员的运输能力，大幅削减了普通旅客乘坐的客车，因此客车全都超载，很多人挤不上车，尤其是长途列车。去青森（1）的快车被削减到每天五趟，其中一辆晚上7点发车的列车，连车厢门口的踏板上也挤满了人。

穿制服的警察站在踏板旁边，看守们前呼后拥地把男子带到车厢里。盥洗室后边的四个座位和厕所后边通道边的两个座位都被警察们包下，犯人则被安排坐在盥洗室后边里侧的座位上，看守们围着他坐下。通道上挤作一团站立着的旅客们都一声不响地偷窥着犯人。犯人入座的那个车窗，窗帘被放了下来。

发车铃响起，列车驶离了站台。

犯人三十五六岁，长着一张四方脸，脸色苍白。他抬头望着电灯，目眩似的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与他的体形相比，他的肩膀宽得出奇。男子懒洋洋地闭上了眼睛。

列车取道常磐线，在满天繁星的夜空下行驶着。看守们每两人轮流打会儿瞌睡，其他人则监视着男子。男子将脑袋倚靠在窗沿上，闭起眼睛。

从天快亮的时候起，下车的旅客很多，通道上站立的人也变少了。清晨的阳光很耀眼，天朗气清。

押解人员在决定押解日期时，还留意过天气情况，担心如果天气恶劣，押解途中会发生不幸事故，因此还向中央气象台打听过天气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从21日起至少到26日夜里，特别是关东地区到东北、北海道地区都是好天气。这才决定在23日夜里出发。气象台说得没错，天空万里无云。

上午7点46分，列车到达青森站。青森刑务所的看守长带着两名看守在站台上等候着，随后把他们带到了港湾警察办公室的值宿室，在那里向他们提供了刑务所方面准备的早餐和茶水。

休息以后，男子在看守和警察的簇拥下乘上渡轮。他们包下船舱的一个区域，五名看守将男子围坐在中间。

响起铜锣声时，渡轮驶离了岸壁。海面风平浪静，渡轮行驶得很平稳，四个半小时后驶入函馆港（2）。函馆少年刑务所的狱卒准备好晚餐用的盒饭和茶水等候在岸壁上。一行人接过盒饭和茶水后，立即乘上函馆本线即将发车的列车。沿线的树林里，雪花飞舞。

太阳下山了，列车继续行驶着。男子还在打瞌睡，看守们彻夜不眠地监视着男子，不敢有半点疏忽。

翌日8点45分，列车到达终点站网走（3）站。一下站台，筋骨瑟缩，寒气刺骨。市内积着厚厚的雪，天莹似镜。

在接站看守的带领下，一行人吐着白白的哈气走出车站便门，坐上押送用的卡车。卡车在低矮的房舍之间穿行之后，行驶在两侧田地辽阔的雪道上。

不久，看见了挖着护城壕的长长的红砖围墙，卡车一过桥便驶入挂着巨大木牌、上书“网走刑务所”的大门，铁门随之关闭。

刑务所方面已经接到司法省“需要严加看管”的指示，看守长等候着将男子带进监舍楼。监舍楼有五栋，呈放射状建造，中央建有高高的岗楼，能够俯视各监舍，男子被送入其中一栋处于中间段的单人牢房里。那是一间在走廊里巡查的看守最频繁通过门前的监室。

入监者被送到边远地区的刑务所，往往会深陷绝望。刑务所为了尽可能抚慰入监者的情绪，将作为惯例送上一碗乌冬热汤面，入监者照例会有人喜极而泣。当然给男子也端上了一大碗，但男子却毫无表情地将面条吃完了。

男子再怎么说只是个需要多加防备的犯人，刑务所方面也有人觉得，从东京拘留所跟来五名包括看守长在内的看守，未免有些小题大做。网走刑务所只收监刑期长的犯人，从1916年（大正5年）发生越狱事件以来27年间再无事故，并引以为豪。那起事件有五名犯人假装吵架谋划逃跑，杀害了两名想要制止他们的看守，并重伤了另一名看守。虽然其中四名犯人被抓获，但有一人逃跑。后来，这名逃犯被参与搜山的青年用猎枪击中，受伤被抓。受重伤的看守辞职后，因伤势久治不愈而绝望自杀。

刑务所对看守的教育一抓到底，有着保证无逃跑事故的骄矜。但是，本次由于有来自司法省的严厉警告，因此根据所长的命令，对囚禁男子采取了戴上手足铐（4）这一罕见的措施，而且手铐和脚镣都是狱内特制的、坚固无比的铁制戒具，重量达四贯（5）。

东京拘留所的看守长对这一措施颇感满意，和部下一起于翌日乘坐5点50分发车的列车返回东京。从司法省送达网走刑务所的男子档案里记载着：佐久间清太郎，三十六岁，生于青森县，因抢劫致死罪被判无期徒刑，有两次越狱前科。佐久间犯下抢劫致死的罪行，逮捕佐久间的，是1935年2月就任青森县警察部刑事课课长、三十二岁的樱井均。

樱井在走马上任的同时，与前任进行工作交接，得知1933年春季在县内发生的抢劫致死事件，还处于未结案的状态。

事件是在那年4月8日凌晨2点发生的。

两名蒙面男子潜入浦川鹤吉的杂货店正在店内物色时，在隔壁房间里睡觉的鹤吉的养子由藏听到响声，大喊“抓小偷”。两名男子逃跑了，但对自己的臂力颇有自信的由藏光着脚追了出去，抓住一人按倒在地。另一名男子可能是觉得如果同伙被抓自己也跑不了，于是返回来用手里的日本刀砍向由藏的后背，被按在地上的男子也用短刀从下面往上捅，之后扔掉偷来的手套和几颗奶糖逃跑了。后来，由藏被送进青森卫戍医院接受了手术，但右背部深达肺脏的伤成为致命伤，于六天后死亡。

青森警察署的警察们接案负责侦查，向由藏询问案发当夜的情况。但由藏负有重伤，所以没有获得详尽的口述，只是说凶手都戴着滑雪帽、穿着长筒橡胶靴，被他按倒在地的男子有三十五六岁，用日本刀砍他的男子有二十三四岁。

现场留有的唯一线索是两人留在残雪里的脚印。脚印在浜田街道上朝青森刑务所的方向延伸，到行人众多的大街上就消失了。警察进行了走访等调查，但没有找到线索。

案发后三个月，县内又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小偷胆大包天，屡次作案，深夜潜入居民家里寻找钱财，见这户人家的居民被惊醒便大喊“我是宪兵”，趁着家人畏怯的间隙便逃之夭夭，被俗称为“宪兵强盗”。

不久，一名六十一岁的男子被负责深夜监控的警察抓获，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上次把杂货商养子由藏砍成重伤后逃跑的两名同伙的脚印就是在这名男子独门独户的家门前消失的。负责调查的警察对此颇为重视，并将杂货商养子伤害致死事件与这名男子的偷盗事件进行并案调查。

警察进行了严厉的追查，但男子对杀害杂货商养子一事矢口否认，又找不到证据证明是他作案，只好以抢劫罪起诉。加上他有前科，所以被判了十年徒刑，把他送到横浜刑务所服刑。警察署虽然没有得到他的供述，但很多人认定他就是杂货商养子被杀事件的凶手，于是停止了对杂货商养子被杀事件的调查。

新任的刑事课课长樱井对“宪兵强盗”男子的调查内容进行了研究，最后断定他与杂货商养子被杀事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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