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就从她住的酒店出走并消失了。到这里,我们暂且说,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开始是贾普探长召我去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在那边的一个公寓里有一只皮草箱,皮草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那间屋子,走近那只箱子,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只很破的带鞋扣的鞋!”
“怎么了?”
“您还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那是一只很破的鞋子——穿得很旧。但是您看,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在同一天晚上去的利奥波德国王公寓,也就是莫利先生被害的那一天。早晨鞋子还是新的。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天里把一双新鞋穿旧,您明白了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兴味索然地说:“我想,她也可能有两双这样的鞋吧?”
“啊,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贾普和我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的房间,并且检查了她所有的东西——没有一双带鞋扣的鞋子。是的,她可能会有一双旧鞋,走累了一天之后,在晚上换上了这双鞋,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另外那双鞋应该在酒店里,您同意吧?”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不,不要紧,一点儿都不要紧。但是如果有人遇到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就会去下功夫深究。我站在那个皮草箱边上,看着那只鞋——那个鞋扣是有人用手工新缝上的。我得承认我当时曾经怀疑过——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尔克里·波洛,你早上是不是飘飘然昏了头了,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旧鞋子都能看成新鞋子?”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错了,不是这个原因。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我们继续。我仔细查看了这个女人的尸体,感觉很不舒服。为什么这张脸被刻意、胡乱地毁掉?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吗?”
阿利斯泰尔有些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再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尔克里·波洛坚定地说:
“这很有必要,我必须领着您从我走过的路上再走一遍,最终找到真相。我对自己说:‘这里面有问题。这儿有具女人的尸体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除了鞋子,或许?),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但是为什么不让人认出她的脸呢?也许是因为这张脸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脸?’于是我马上开始回想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人的样子——就是那间公寓的主人。我问自己,这里躺着的这个死人会不会是另外这个女人呢?于是我去看了这个女人的卧室。我试着想象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从表面上看,她与另外一个很不同,穿戴得体又讲究,很会化妆。但是从基础方面看,并没有大的区别,头发,身材,年龄……但是有一个不同点,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应该至少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小。我又回到尸体那边。如果我的推断是对的,如果尸体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的查普曼夫人,那么鞋子应该过大。我抓起一只脚,但是发现鞋子并不松,反而还很紧。这么看尸体还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毁了这张脸呢?手提包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它本可以被轻易地处理掉,但却没有。
“这简直是个谜,一个头绪混乱的谜团。绝望之中,我拿起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簿——唯一可以确认死者身份的人就是牙医,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已经死了,但还是有办法鉴定身份。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接替莫利的医生在法庭上做证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点烦躁不安。但是波洛毫不理会,接着说:
“我遇到了一个心理学问题。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很明显,她有朋友证实她在印度住了很久,他们把她描述为一个诚恳的、做事认真的、有点儿傻里傻气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显然是有的。这个女人和一个知名的谍报人员一起吃午餐;这个女人在大街上和您搭讪,并且自称是您太太的好朋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实之词;这个女人在案发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这个女人在那天晚上去拜访了另一个女人,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那时另外那个女人被谋杀了;这个女人从那时起就消失了,尽管她一定知道伦敦警方正在寻找自己。所有这些行为与她朋友对她的描述一致吗?看起来不一致。所以,如果这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原本那样和善的好人,那么看起来她就很有可能是个冷血女杀手,或者是个同谋。
“我还有一个准则——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跟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交谈过。她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她说的话,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手势符合人们对她的描述。但是,它们也同样符合一个聪明的演员对一个角色的扮演。不管怎么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最初就是个演员。
“有一段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我和住在伊灵的巴恩斯先生的对话。他那天也去了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看牙。他的理论是——他对此非常武断——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纯属偶然,也就是说,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您。”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哦,是的,这倒是真的,但是为什么要把莫利也牵扯进来?”
波洛说:“因为这个案子里有——怎么说呢?有些丧心病狂的人,他们不计代价,不惜夺走人的生命。是的,一种不顾一切的丧心病狂,这就意味着有更大的阴谋!”
“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出了错儿开枪自杀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被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被谋杀的,那个不知身份的女人也是被谋杀的。为什么?因为更大的阴谋。巴恩斯的理论是有人试图贿赂莫利或者他的合伙人,以达到暗杀您的目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厉声说:“一派胡言!”
“啊,可是他说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吗?比如一个人想要铲除某个人,但是对方非常谨慎小心,很难有机会下手。要想杀了这个人就需要在他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接近他,那么,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比在牙医诊室里更无戒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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