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1部分（第1页）

求都是我痛下决心之后写下的，日后便一定会照着去做。写日记，我没有对自己撒谎的习惯。但是我却没有感到那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所以我整个青少年时代只有一本日记，里面起先是老师布置的作文，后来就自己写，总共写了半年的时间。其中稍许有点意思的就是记录了大弟的死，记录了我养猫的事。

我想，大概因为我是那种晚熟的类型，对自己写下的东西完全没把握，也没很大兴趣吧。我是混混噩噩的，我也不自觉地有过很多冥思，但在那种年龄，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样将它们记下来，也没有产生记这些东西的念头。

青年时代我又尝试过几次记日记。一般是记录我所读过的书，我交的朋友，我的情感上的困惑等等。不知怎么，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浅薄。也许那个时候我正充分发挥着自己浅薄的那一面吧。另一个我还没有成形，还没有出来，它被保护得很好，几乎完全在我的文字里不露痕迹。也许是对自己不满，更多的是没感到心灵倾诉的需要，每次我都是没写多久（一两个月？）就放弃了。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不记日记，是没有别的地方去倾诉的。我就这样一直没有倾诉地生活着。为什么呢？应该说是没有找到开启心灵的钥匙吧。传统的记日记的方式显然是无法开启我的心灵的，这个方式同自己拉不开距离，人就老是站在表层的自我的立场上说话，那种立场是不能让魔鬼现身的，充其量也只能记下某些痕迹，而且是无意识地记下，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一贯性。我没有用文字记下我的心灵变化，但是我还是时常进入冥思状态，并且时常感到某种古老的情绪的冲击，并因了这冲击而产生伤感、惊悸……

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记日记的方式——写小说。的确，我的小说就是心灵日记，这个日记记下的东西同表面的时间没有多大关系，那里头的时间是属于心灵的。一旦开始小说的创作，我就停不下来了。我写下的东西对于意识到的这个我有种强烈的反作用，我里面的东西拉动着一切，而这个意识到的我也仿佛就是为里面那些东西而存在的。开始时我不太知道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只是感到强烈的倾诉的需要，远远超出了一般人记日记的热情。我每天都写，一天不写就心里不安，除非有重大的事情岔开我的写作。啊，这种活动是多么的幸福啊。从此我活在我的写作中，我就是我的写作，再也不是别的！我的开拓向着我的冥思，我的古老的领地挺进着，所有那些在生活中不时显露出凤毛麟角的“好的故事”，全都在这奇异的活动中现身了，随着每一次力的爆发，越开拓，就越有广阔的前景！我感到自己在进行一种难以言说的事业，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依仗——只除了心的律动。这是怎样的一颗心？我不知道。我不知疲倦地写啊，写啊。我正在画出它的图案，这个图案是独一无二的，它通过我的有意识的劳动正在渐渐变得丰满、灵动。

深

凡是我的读者都知道，我的小说是属于深奥难懂的那一类，如果要将这种文风追溯到童年时代去的话，我便会记起我儿时生活中那些朦胧的，充满了莫名情绪的挨时间的片断，还有无时无刻不在的虚构故事，充当主人公的冲动。在一块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在所有的务实几乎都成为泡影的时代，我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务虚的寻求之路。起源的具体时间是很难断定的，也许从有生命的那一天这种倾向就存在了。我的小小身躯的最里面有一块虚空，它的不确定的扩张表现为我外在性格的暴烈。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有个东西是不能碰的，这就是个人的尊严。但那是一个最不要尊严的时代，所以我就总是暴烈地发作。在这种发作的不断作用之下，内在的虚空便渐渐成形了。没有人看出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青年时代在底层劳动，结婚，生子，抚养小孩，找工作……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呢？我的意思是说，普通人，他也是可以保留他内在的那块虚空，并使之成形的。那是他的尊严得以成立的根基。如果这个人在意识到了被称之为自我的那块虚空的存在之后，还能自觉地对其加以研究、叩问和开拓，这个人就有可能是个艺术家。

由于天生的敏感气质，我一直是有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这体现在我的害羞，我同伙伴同外界的格格不入，我的不由自主的孤独的冥思上面。长年累月，这种东西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发展着，她竭力要在我的内部凝聚成形。在外人看来，也许我只不过过着平淡的生活，我的生活中也缺少冒险，缺少奇迹。而实际上，在我内面，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是经历过情感的惊涛骇浪的。这类颠覆性的冲击在开始也许连处在表层的我自己都不曾清晰地意识到过，但却深深地触及到了我的自我，一次次地对那块虚空进行形式上的塑造。

有两个刻骨的记忆都与死亡相关。外婆临死的那几天一直发高烧说胡话。有一天，我在她面前时她要我做一件什么事，我没做好，她就气愤地责骂了我。我怀恨在心，晚上同她睡在被窝里，我睡另一头。我越想越气，就踢了她一脚。我听到外婆在说：“你还踢我啊？！”那苍老的声音让我既迷惑又惶恐，一直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没经历过死，我不知道死是什么，当然更料不到被我踢过的外婆会死。然而两三天之后她就真的死了，再也回不来了。我没有为她的死哭过，我眼里头没有泪，然而我永远记得，临死前的外婆被任性记仇的我踢过一脚。我是一个不知好歹，做事不记后果的莽撞的小姑娘，小时被外婆溺爱，所以一点都不知道为别人着想。

第二件事同大弟的死相关。我同两个弟弟在家里总是闹别扭，他们一同我闹翻，我就不理他们了。于是“分家”，共同收集的糖纸或冰棒棍子全分开，各收各的。大弟死之前我同他们两个就正处于这样一个冷战期。如果有事情了，我只同小弟说话，不同大弟说——既因为心里对他们有气，又因为自己不好意思。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同他和好，他就独自一人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永别，一件想都没法去想清的事。绵绵无尽的悔恨伴随了我的一生。我无数地在梦中改写历史。我说：“你回来了啊？这些年，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不相信！”弟说：“其实啊，我是到那边工作。现在回来还需要上户口吗？我想回来念书呢。”“没有问题啊。你出去得太久了。”几乎每一次都是这类似的、无声的对话。四十年过去了，我还在改写这段无法挽回的历史。对话是那么的生动，鲜明，虽然我隐约知道我是在梦中，我还是几乎就要相信改写已经成功了！我盼望自己不要醒来。

这两件事便是我的死亡体验，我在梦里执着于它们，它们的意象永远那么鲜明。白天里，我透过窗户凝视窗外那一片阳光，然后返身回到书桌旁，记下那些几乎是来自祖先的回忆。通过这种不懈的劳动，我终于看出了，我内面那个不断扩张的王国是一个矛盾的王国。一方面，我知道铁板钉钉似的历史无法改写，另一方面，出于活的冲动我仍然要将改写的行动进行到底。

最害怕的事

我最怕别人放爆竹。如果是在我没注意的情况之下鸣响了一大串的爆竹，那还可以忍受。但如果有一个人正在点燃爆竹的引线，却又还没响起来，我就会吓得魂飞魄丧，捂了耳朵就跑，跑得越远越好。小的时候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也没多大改变。只不过现在自制力强些了而已。现在春节人们仍然放爆竹，所以好久以来我在春节都不上街了。还有一种更大的“爆竹”就是爆米花的机器。那时没有多少副食品，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推着爆米花的机器来了。小孩们围着看，为了好玩，也为了闻那香气。炉火熊熊，铁罐子随着风箱转动，而我，一看到这个场面就心惊肉跳，连忙回家。即使在家中，为了那无法预测的一声巨响，我也是忐忑不安的。我恨发明爆米花机器的人，有什么好吃的啊，搞得人心惶惶！如果街边有人在爆米花，我就狂奔到街道的另一侧去，像有人在后面追杀一样。最大的“爆竹”是夏天的雷电。江南的雨季，雷电是很吓人的，像要将房子都劈开一样。一道雪亮的闪电之后雷就来了，在等待的那两秒钟里头我总是屏住呼吸，似乎血管里的血都凝住了。那种天气当然不敢到外头去走。万一哪一回迫不得已到了外面，闪电一起来，就吓得全身如筛糠！有一回，我连雨伞都丢了，打得一身透湿。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那一声响本身，而是期待中的想象。也许对于我，爆炸就相当于死亡，在那个东西欲来未来之际，我的想象就进入了疯狂状态。这种生理反应从儿时一直延续到今天，治是治不好的了。对于死亡的超出常人的恐惧是我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恐惧“死”，而且越来越恐惧。我怕看亲人的尸体，远远超出怕听爆竹声。

我的大弟是陷在工人挖河沙挖出的洞里淹死的，那一天，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周围的空气似乎是现出了黄黄的颜色，所有的景物都变成了旧照片。走廊里人来人往的，什么人在低声讲话。弟弟的尸体穿戴好了，来到了大门口，家里人都出去看他。我不敢去，我迈不动脚步，再说也没人注意我，我就呆在家里了。世界停滞了，景物无比虚幻。然而死了弟弟的夏天仍然是夏天，只不过是有点发黄的夏天，树枝还是轻轻地在摇摆，小鸟仍然在啄食红果。我没法理解这种事，我感到彻底的无助，因为一切都要独自承担。听母亲说，弟弟的鼻孔里有血，是呛死的。多少年都过去了，在梦里，我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仍然要反驳，找出他还活着的种种理由。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负罪感，也不光是因为害怕，可能起作用的还有倔强的，不肯认同死亡的生命力吧。

有我的作品里头，是没有消极，颓废和死亡的位置的。我自认为我的作品是生命之歌。由于与生俱来的极度的恐惧，我才选择了这种死亡演习的写作。我的每篇作品里头都有死神，也有那些决不放弃，决不低头的怪人或奇异的小动物，他们身上凝聚着千年不死的东西。这两方面的争斗一直在花样翻新。我不要听那爆竹的一声巨响，我也不要看亲人的残骸，即使听到了，看到了，我也要将它们排除出我的记忆。我决不让它们来主宰我的生活。时间一长，不要看不要听的东西便被对象化了，以越来越狰狞的面貌出现。所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危机四伏，它们那催命的鼓点越敲越紧，但表演的，不是死神的战胜，而是生的希望和生的光荣。

我的眼前有一个捂着双耳飞奔的长腿的小姑娘，她的步伐那么急促而野性。那个时候，她一点也没有料到她会要将这种行为艺术一直扮演到死，她只是出于强烈的本能一次次地演出，在她后面追赶的，是她永远都不能接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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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的艺术

同我的书卷气相比，我的读者更能感到我作品中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那甚至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气息。我想，这大概是因为30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　社会的底层吧。所以现在，尽管我探索的问题非常艰深，尽管我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本质或抽象的人性上去，我的故事和叙说依然带有浓郁的社会底层的气味。这，恐怕永远都改不了了。30岁，性格已成形，世界观也已基本确定，这些铸就了我的基本的文风。和某些人的看法相反，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而且从未哪怕一刻有过出世的念头。我同世俗、同社会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一种从迷惑、痛苦、徘徊到冷静、坚定的争斗过程。我的作品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个矛盾，这个过程。所以，我又怎么能够出家，怎么能抛弃这令我魂牵梦萦的一切呢？

从小我就是个矛盾体，既孤独又不孤独，我同这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所谓的恩怨情仇。老师在讲台上指着几个捣乱鬼的鼻子说：“你们这些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没有受过苦。”我便将这句话记在日记本上，后来还记了一辈子。一般来说，家庭关系也好，玩伴之间也好，都不喜欢“较真”。说过的话就说过了，过一会儿就忘记了。所以虽然吵吵闹闹不断，却很少看到有真正的决裂。可我却不是这样，我常常同人决裂，动不动就较真，而自己的行为举止又并非无可挑剔。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乖张，并且是极端入世的乖张。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同自己喜欢的伙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动不动与他们闹翻，闹翻了又难以和好，于是我就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我的青年时代深深地卷入世俗的矛盾，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际关系的焦虑中度过。我也曾反省过自己，企图扭曲自己的个性，挽回一些败局。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了社会所不容的人。后来成了作家，又一次卷进社会生活的乱旋涡，又一次为社会所不容。回忆我同我们那里的作家协会十多年的不友好关系，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辞去这个官方给的职位呢？值得为此惹这么多麻烦吗？当然，他们发工资是一个原因，我需要钱。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则是，这种关系正好是我创作激情产生的根源。同世俗中人的明争暗斗越频繁，不由自主的自我反省就越深入，越有力度。很少有人能知道这其中的奥妙的。那时，我听说作家协会的领导说不想要我了（因为我不参加协会任何活动，难管理），也曾有过脱离的想法，但我从未打算主动回家，而是准备让他们来“开除”。回想起来，那几次差点被开除的遭遇所引起的心灵动荡，的确产生了我最重要的作品。什么叫社会磨炼人呢？这就是吧，虽然有点黑色幽默。

我的艺术感觉渗透于我在世俗中的每一件小事，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全盘否定世俗，“把生活变成艺术”。这种行为艺术导致了我的实验小说的诞生。我的出世和超脱则是在于我的批判力——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平民阶层，所以我的思维也具有强烈的平民特征。士大夫那种飘逸文风同我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的每一触角都是“界入”的。我在世俗的内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我无法动弹。这样，如果我要起飞，就只能依仗纯粹的灵魂的力量了。这也是我的小说为什么特别纯粹，不带一丝世俗杂质的原因。为了飞升，我将肉体抵押给世俗了。这同世外桃源似的飘逸正好相反。我关心什么？我每天关心的是世俗中的那些事和人，我对他们有无穷的兴趣和斩不断的牵挂，我永远是“他们”中的。我的小说也属于他们中那些想要有另外的一种生活的人。同时我在“他们”当中又很难受，很压抑，对自己的行为也很鄙视。就是这种种的情绪便积累了我在创作上要用到的潜意识吧。

性格

我性格暴烈，容易冲动发火，这个特征大概从婴儿时代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尽管阴郁的日子居多，内心的烈火一点都没有减弱，只要被点燃，就会“嘭”地一下烧起来。我的发作总是异常猛烈而持久的，和伙伴的争吵可以持续几个小时，同家里人闹翻则常常持续几天。如果受了冤枉或背了黑锅，满心都是恨；如果被人欺负了，则总想着报仇。总之是属于那种“放不下”的类型，所谓的“问题儿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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