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蕾切尔普莱斯（第1页）

赤道酒店，1984年

这是我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愿意和我的妹妹们相聚了。我刚和利娅及艾达见面回来，这次会面简直太失败了。

利娅是整个行程的智慧结晶。①她说她要是不出去走走、做点事，等待丈夫出狱的最后一个月就会要了她的命。上次他快要被释放时，我猜他们是在最后一刻又让他待上了一年，这么做真够让人失望的。但说真的，你要是犯了罪，就得付出代价。她还想怎么样？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有过几个丈夫，也许都不是什么一等一的人物，但罪犯，还真是一个都没见过。好吧，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就像他们说的。她现在特别孤独，因为她两个大一点儿的儿子都在亚特兰大上学，这样就不会被捕了；小的那个也去那边度暑期了，和母亲待在一起。这样利娅就能自由自在地策划这次行程了。说实话，她安排这次聚会，唯一目的就是想把一辆路虎从美国弄到金沙萨。她和阿纳托尔在金沙萨设计了一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在南部地区建立一个农业公社，等到安哥拉安全后，再跑到安哥拉去。就我听说的情况来看，安哥拉在本世纪是没指望了。再者，要我说，那儿就是个极端的共产主义国家。母亲在乎这事吗？自己的女儿打算搬到共产主义国家去，那儿的道路可几乎就是用地雷铺的啊！但那有什么！她和她的那些朋友筹到了钱，在亚特兰大买了辆挺不错的路虎，还将发动机重新改装过了。顺便说一下，母亲那个圈子里的人还从没为我筹过哪怕一分钱，比如说，筹钱为我安装赤道酒店楼上的管道。但我发过一句牢骚吗？

我去只是因为我的一个病了很久的朋友最近死了，我觉得无所事事。乔弗里清楚地谈到了结婚的事，只是后来病得太厉害了。他是个绅士，人真心不错，也很有钱。乔弗里在肯尼亚做的是野外旅游的生意，我们就是那样碰上的，还挺浪漫的。但他在内罗毕染了重病，再加上他也不怎么年轻了。尽管如此，这么好的男人，真不应该是这种结局。我，也别提了，去年就四十了。没什么好开心的，但别人总是猜我不到三十，所以谁管它！反正，我琢磨着我和利娅可以互相倾诉我们遇上的麻烦，祸不单行嘛。但她至少还有个活着的丈夫，我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运送路虎的策略是让艾达和路虎乘上船去西班牙，再从那儿把车开到西非。艾达还能开车，我实在想象不出，我仍然以为她瘸得厉害，虽然母亲给我写信说过不是这么回事，艾达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所以，我们约好了到塞内加尔碰面，再一路上旅游几个礼拜，看看风景。然后，艾达就要飞回家了。安全起见，我和利娅会同坐这辆车，一直开到布拉柴维尔。但要我说，两个女人同行，麻烦比一个人大多了。尤其是我和我妹妹！后来，我们在穿越整个喀麦隆和大半个加蓬的时候，都没说话。阿纳托尔刚从班房出来，在布拉柴维尔和我们见了面，他们就直接开车回了金沙萨的家。天哪，她在轮渡站甩开胳膊就把他给抱住了，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时间长得超过了你的想象。然后，他们就手拉手、喋喋不休地用刚果语说着话，像一对小孩子一样走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想把我排除在谈话之外，我就是这么觉得的。能说出连我这样会说三种语言的人都听不懂的话，还挺不容易的。

再见了，分手来得太晚了，这就是我说的。利娅在最后一百英里的路程中急得就像房子着了火。她从利伯维尔打去长途电话，确定他第二天肯定就会出狱，然后，天哪，她就直接开了过去。她甚至都没想过要去赤道酒店看看——尽管只要半天的车程就到了！而且我还是个丧偶的寡妇。我没法原谅自己妹妹的这种做法。她说要是我们先去布拉柴维尔接上阿纳托尔，她就会去。好吧，我没法立刻就说“行”，也没法说“不行”，我得想想。这件事远比她能想象的要微妙得多。对于什么人能上楼，我们有严格的规定，要是你为某个人破例，那还有完没完呢？我本来可以来个例外。但当我告诉利娅，我得好好想想时，她立马就说：“哦，别，别麻烦了。你有你的白人至上的规矩要维护，是吧？”然后她就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猛踩油门，于是，我们就不再说话了，结束了。真的，整整两个国家，穿越全境，我们都在听那部四轮驱动汽车传动系统的声音，还有路面上的每一次颠簸声，听了好长时间。

当旅程总算结束的时候，我高兴极了，终于回到自己温馨的家里了。我喝了两杯伏特加汤力，踢掉鞋子，打开唱机，就在餐厅正中央一边喝酒，一边跳起了舞。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有一大群巴黎来的棉花采购商。我向客人们宣布：“朋友们，有了家人，你才会发现陌生人有多棒。”然后，我就吻了他们的秃脑门，全吻了个遍，还免费招待了他们一轮。

仔细想想，我和家人互相看不顺眼，是因为我们很久都没见过面了，所以就有大把的时间去忘记彼此的性格上有多水火不容。利娅、艾达和我自从在塞内加尔见了面，就开始拌嘴。就连去哪儿、住哪儿、吃什么这样的问题，都没法达成统一意见。只要找到一个还算可以住的地方，利娅都会嫌太贵。显然，她和阿纳托尔都宁愿过得像叫花子。而艾达，总是这么应景，她会加入进来，说那儿可能会有一大堆病原体。我们几乎什么事情都要争上一番——就连共产主义都要争！你会觉得，那还有什么可争的呢！我只是向利娅提供了一个相当明智的建议，说她应该再好好考虑一下去安哥拉这件事，因为那儿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当道的地方。

“很长时间以来，姆邦杜和刚果这两个部落一直在打内战，蕾切尔。阿戈什蒂纽·内图带领姆邦杜人走向了胜利，因为他有更高的民意支持率。”

“好吧，那我就来告诉你，亨利·基辛格博士亲口说过，内图和他那帮人都是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而另一拨人是亲美国的。”

“想想看吧，”利娅说，“姆邦杜人和刚果人过去六百年里一直在打仗，而亨利·基辛格博士现在总算发现了其中的原因：刚果人是亲美国的，姆邦杜人则是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

“哈！”艾达发出一个声响，那是她那天说出的第一句不像事先排演过的话。她现在能说话了，但还是说得不大自然。

艾达坐在后面，我和利娅坐在前面。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开车，因为我开车开习惯了。西非的司机和布拉柴维尔的司机一个德行，于是我不得不在离停车标志老远处就降低车速。当妹妹们突击考察我对世界民主现状的理解程度时，我便很难集中精力了。

“你们俩就尽情地笑吧。”我说，“可我也读报纸。罗纳德·里根正在保护我们不受社会主义独裁者的侵犯，你们应该感激才是。”

“社会主义独裁者，比如？”

“我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吧！他不是还在管俄罗斯吗？”

艾达在后座上笑疯了，我觉得她简直要笑得尿裤子了。

“哦，蕾切尔，蕾切尔。”利娅说，“我来给你简单地上一堂政治科学课吧。民主和独裁是政治体系，和由谁来掌权有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则是经济体系，和谁拥有国家财富、谁能吃饭有关。你能理解吗？”

“我根本就没说过我是专家，我只是说我读过报纸。”

“好吧，比如说，就拿帕特里斯·卢蒙巴为例。作为刚果的前任总理，他的党派是由民众投票选出的，他是个信仰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后来，他被杀害，中情局用蒙博托替换了他，蒙博托是个信仰独裁的资本主义者。对美国历史上这出《潘趣和朱迪》木偶剧而言，那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利娅，那我就要告诉你，我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

艾达又哼了一声，利娅却猛地拍了下脑门。“你怎么说得出口？你都有大半辈子没去过了！”

“我保留了国籍，我现在还在我的酒吧里升美国国旗，每一年的七月四日，我都会庆祝。”

“感人至深哪。”艾达说。

我们行驶在尘土飞扬的主路上，那条路沿海岸线通往多哥。往海岸的方向望去，沙滩连绵，棕榈树迎风摇曳，光着身子的小黑孩们站在白色的沙滩上，这场景就像风景明信片。我真心希望我们再也别去讨论那些荒唐事了，应该好好地享受一番。我不知道利娅为什么老是喋喋不休。

“我告诉你，利娅，”我这么说，是想就此打住这个话题，“你那宝贝的卢蒙巴一旦掌权，就会和其他人一样，变成一个很坏的独裁者。中情局那些人把他除掉，就是为了民主。如今的人都这么说。”

“如今的人。”艾达说，“那死去的人怎么说呢？”

“好，蕾切尔，”利娅说，“这么看吧。在民主制度下，卢蒙巴应该可以活得更长，不会只当两个月的国家首脑就死掉。刚果人会渐渐明白自己喜不喜欢他，如果不喜欢，就把他换掉。”

好吧，我听了这话很生气。“这儿的人靠自己根本什么也干不了！真的，餐厅里烧菜的到现在还记不住要用煎蛋锅煎蛋！看在上帝的分上，利娅，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他们是怎么一回事。”

“是啊，蕾切尔，我不还和他们中的一个结了婚吗？”

我老是会忘了这一点。“好吧，那我还是闭嘴的好。”

“就像以前那样。”艾达说。

整个行程中，我想，也就有一个下午，我们三人是好好说话的。由于艾达想看看著名的高跷村，我们一直开到了贝宁，一路上竟然没有互相残杀。但，你能相信吗，通往那个村子的路竟被冲走了。我和利娅都试着向她解释，非洲的路为什么会今天还在，明天就不见了。在这里，你老会看到这样的标牌，比如“如果本标牌没入水中，则此路不通”之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意见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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