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爱唱戏的,在书场楼上租了三间房,每个礼拜到这儿来聚会两次,学唱京剧。他们以前在北平时学过几段戏,这会儿到重庆来组织了一个票房,每周只聚会几个钟头,其余的时间,屋子就空着。
他们会唱的戏并不多,都加在一起,也凑不上一出戏。聚会了几次,他们对京剧的兴趣逐渐淡薄,不少人再也不想唱了。他们就是到票房来,也不过是打打麻将。可他们还是每月按时付房租,占住这三间房,表示他们都是票友。
宝庆得找个住处,总不能老住在小旅店里。重庆是一天比一天拥挤了,每天都有一船船的人到来,要想找个住处,简直比登天还难。书场楼上有那么三间空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得把这三间屋要过来。可是那班票友又怎么办呢?
他去见票房管事的。他机智老练,一句没提空房子的事儿。只是大谈特谈,京剧的历史如何悠久,管事的在京剧上的功夫又是多么深。他在北平、上海、南京跑码头的时候,管事的不就已经名噪一时,名闻全国了吗?那回走票的时候,南京的报纸不都轰动了吗?
(事实是,这位管事的从来没有玩过票,不过他也不愿意否认。)从京戏又扯到大鼓。宝庆是那么能说会道,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话引到正题,管事的也只好赶紧附和,说是大鼓也就仅次于京剧,而实际上,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过一回大鼓呢。宝庆是从文化之城北平来的有文化的人,他得象欢迎老朋友似的欢迎宝庆。真正懂得艺术的人总是心心相通的。半小时以后,票房的三间屋归了宝庆。再过一小时,宝庆就带着全家搬了进来——搬到鼓书场楼上。
秀莲和大凤住一间,宝庆两口子住一间,中间是堂屋。窝囊废不乐意每天晚上临时到堂屋里搭铺,宁愿住在小店里受罪。他心甘情愿地在那儿受罪,好在是一个人一间屋,自由自在,没人打扰。
宝庆对新居很满意。租钱少,房子就在书场楼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每天用不着来回奔波,还能抽出点时间来料理家务。
他只高兴了几天。他早就知道唐家放不过他。唐家想给琴珠长钱,事没办成,就会想出别的招儿来折磨他。当然唐家也有唐家的难处,最要紧的,是挣钱养家吃饭。他们不能让琴珠跟宝庆散伙,那样就会一个钱也捞不到了。他们拿定主意要找宝庆的麻烦。又胖又大的四奶奶,她的拿手好戏就是惹人生气。她男人跟着她学,她呢,也紧盯着她男人,决不能让他落了空。
她三天两头打发男人去找宝庆,替琴珠借钱。孩子总得有两件衣服穿穿,饭食也接不上了。再不就是琴珠生了病,上不了场,得请上一天假。
宝庆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一切。他明白,不能去填这些无底洞。不过他替他们觉着难受,唐家的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知足!他们要预支琴珠的包银,他没答应。这也没能使他们安分点。
方家搬到书场楼上的那一天,差点吵起来。唐四爷象个来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一样,天一亮就到书场来了,他一脸的怒气,嘴角没精打采地往下耷拉着。
他直截了当地对宝庆说,唐家的人都觉着他不是玩意儿,光把自己一家人安顿得舒舒服服的。唐家是他的老朋友,一向对他忠心耿耿,他倒好意思撂下不管。“老哥儿们,“
他责备宝庆说,”您得帮我们一把。您有门路呀!您得给我们也找个安身的窝儿。这不是,您倒先给自个儿找了个安乐窝了。“
宝庆答应给找房,但能不能找着,可不一定。要他许愿不难,可是他不愿意许愿。要是他答应了人家,又不打算兑现,这使他觉着违心。唐家没完没了地埋怨他,他只好点头。唐四爷一个劲儿地叨唠,他心平气和地听着,不住地点头陪笑。
四奶奶也参加了社交活动。她每天都摇摇摆摆地走到书场楼上,来看她的好朋友二奶奶。她每回来都是一个样子。先是笑容满面地走进堂屋,喘着气说:“可算走到了。我一路走了来,特为来看您。我心想,不论怎么说,我们在这个破地方都是外乡人,得互相亲近亲近。我只有您们这几位朋友,每天要是不见上一面呀,简直就没着没落儿。我一想起今儿还没见着您,心里就愁闷得慌。”
说完,她找来一把最宽大的椅子,把她那大屁股填进去,然后就唠叨开了。“您那位有本事的掌柜的给我们找到住处了吗?”她问二奶奶,“找到了没有?您可得催催他。我们的命不济,到现在还住在旅店里,房租贵得怕人。我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见茶就喝,见吃的就吃。
来串门的还不光是她。还有巡官、特务、在帮的和几位有钱的少爷。他们来是为了看秀莲,坐得比四奶奶还久。宝庆当然得应酬他们。拿茶,拿瓜子,还得陪着说话。他们常常在秀莲还没有起床的当儿就来了。坐在堂屋里,眼睛老往秀莲那屋的花布门帘上瞟。宝庆知道他们想干么,可是又不敢撵他们出去。他要是给他们点厉害,场子里演出的时候,就会来上一帮子,大闹一通。砸上几个茶壶茶碗,再冲电灯泡放上那么一两枪,那就齐了。闹上这么一回,他的买卖就算玩完了。
更糟的是,一早就来的年青人里,有一位保长。他长得有模有样的,笑起来流里流气,玩女人很有两下子。他来了就一屁股坐下,嘴里叼一根牙签,两眼死盯着里屋门。还有一天,一个最放肆的年青的站了起来,二话不说就走进秀莲的卧室,秀莲还正在睡觉。
别人也都跟着。
宝庆见他们都盯着闺女看,作揖打躬地说了不少好话。秀莲太累了。晚上唱书,白天得好好睡一睡。他们很不情愿地走了出来,坐在外屋等。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陪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
他老婆要能帮着说两句,情形也就不同了。她至少可以对这些地痞流氓说,秀莲只卖艺。要是她能这么说一说多好,——可是她偏不。她对秀莲,自有她的打算。
大家都瞅秀莲,秀莲觉着很别扭。她知道这些人没安好心,她不想理睬他们。她一跨出里屋门,就会遇上这帮家伙。她总是求大凤陪陪她,可是大凤不答应。她不愿意跟长得漂亮的妹妹走在一块儿。她懂得堂屋里那些男人是来看妹妹的,他们对她可是连正眼也不瞧一下。所以她总是叫秀莲独自一个人往外走。她的态度很清楚:抱来的妹妹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她可是个有身份的闺女。
最后秀莲只好一个人走出来,就象作艺时登台一样。她总是目不斜视,笔直地穿过堂屋,走进她妈的屋子。她不敢朝那些男的看上一眼,准知道,要是这么做,他们都会围上来。
早起穿过外屋走出去,对秀莲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她明白,她只不过是个没有爹妈的孩子,一个唱大鼓的。她的养母顶多能对她和气点儿,要说疼,那谈不到。她如今已经大了,她需要有人疼,希望有人能给她出主意。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胸脯开始隆起,旗袍也掩盖不住她身体柔和的曲线了。她非常需要有人能保护她,安慰她。她需要人开导。有些事,她想眼二奶奶说说,可是又不敢。
那么还有谁能跟她说说呢?
每天早晨,当她穿过坐满人的外屋,上她妈屋里去的时候,她总是希望能碰上妈妈好脾气。可是二奶奶从来没有好脸色。“出去招待你那些穷人吧,贱货。”她总是粗声粗气地说。秀莲呆板地笑着,只好又回到自己屋里,心里老想着,她要是个十来岁不懂事的孩子该多好,她希望她身体上那些成熟的标志都消失掉。
她见过男人纠缠唱书的姑娘——摸她们的脸蛋儿,拧她们的大腿。她知道有的姑娘不得父母许可就跟着男人跑了。她也知道有些暗门子能挣钱,不过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自然而然地依靠爸爸保护。对于她来说,宝庆既是爹,又是娘,还是班主和师父。
要是有人说起,哪家的姑娘跟人跑了,或者是跟什么男人睡了觉,她都觉着特别神秘;要是这话是悄悄讲的,她就更想听个明白。
她也注意到,每逢堂会,总有些唱书的姑娘任凭男人亲近,还接受人家的贵重东西。
她问大凤,为什么男人要摸她们,还送东西。秀莲想,大凤是有身份的人,她应该知道。
可是大凤只是红涨了脸,不说话。她又问琴珠,琴珠是靠着跟男人鬼混挣钱的,不过琴珠也只是嘻嘻哈哈地一阵笑,说:“你还太小,小孩子家不该什么都问。”
那就只好问宝庆了。不过,要向爸爸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提出问题时,宝庆脸红了。她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难堪。她永远不能忘记,爸爸是那样苦恼地皱起了眉头,心事重重地用手搓着秃光光的脑门。沉默了半晌,他才说:“孩子,别打听这种事。这些事太下贱,你不该去想。”
秀莲不满意。她听出了宝庆责备的口气。因为难堪,她的脸也红了。她很灰心,可又不服。“爸,”她脱口而出,“要是这些事下贱,那我们的买卖不也就下贱了?我知道好多姑娘都那么干嘛。”
“那是从前,”宝庆说,“从前人都看不起戏子和唱大鼓的,不过比奴才和要饭的好些罢了。可是如今改样儿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人家就不能看轻咱们。”秀莲想了一会儿。爸爸从来没跟她说过,艺人的身分什么时候改过样,他只常常对她说,他们唱的书是上千年来一代代传下来的。
“爸,我们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什么买卖呢?”她问。宝庆没回答。
秀莲一心认为她干的是下贱事,永世出不了头。这一回,当她走进坐满了男人的外屋时,她存心想随和点儿,看看那又会怎么样。可是她抬头看见爸爸就站在门口,吓得马上改了主意,象个耗子似的,一溜烟钻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在屋里一个人摸骨牌,一直玩到上书场去的时候。她下楼的当儿,还有两个捧她的人坐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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