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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一九三八年夏,汉口战局吃紧。

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往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劲儿地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咝咝声往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混着血的冲天水柱。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象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象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象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象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咳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象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象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象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溶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象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象个艺人。他也不象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做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象猴儿一样的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儿,要是遇上一滩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弄个精湿。

他圆圈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得象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象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它,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它们就象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它们会撞出闪电来。

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眼下他象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

他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儿。他抬腿的动作象是在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加官”。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儿。

上了“民生”不到几个钟头,他就认得了几乎所有同船的人。没过多久,他行起事来,就好象他是当初造这个船的监工一样。船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什么东西在哪里,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哪儿去弄瓶酒给他的老婆,让她喝了好睡觉,不再老拿手指点他。他也知道上哪儿去找碗面汤来,让他窝囊废大哥喝了,不再叫唤。就象变戏法的能打空气里抓出只兔子和鸟儿来,宝庆还能给害头疼或是晕船的乘客找来阿司匹林,给打摆子的人找来特效药。

他用不着费劲,就能打听出船上人的底细来,好象船长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他呢。眼下船长也成他的老朋友了。用了三十年的一把三弦、一面大鼓(这是宝庆的宝贵财产)帮他结交朋友。他和秀莲就靠这些乐器挣钱吃饭,养活全家。这些乐器只有在北平才买得到。要是碰伤了,压坏了,可就再也买不着了。所以他一上船,就把这些乐器托付给了船长。船长根本不认识他,没有义务替一个茶馆里卖唱的照料三弦和大鼓。本来嘛,他自个儿该管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不过宝庆仿佛有点儿魔力。象一阵温暖的春风,他悄悄溜进船长室,使船长觉着,替他保管三弦和大鼓,简直是件顶荣誉不过的事。宝庆“跳加官”,跳不上几步就得停一下。有时是自己想住住脚。但多半是同船的伙伴们叫他。这个人跟他要几片阿司匹林,那个人又要头痛粉。还有些人抓住他的袖子,要他给说段笑话。他要是想借一副牌,或者打听一下时刻,就马上住下脚来。要是他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可干,就顺着狭窄的铁梯,爬上甲板,看看烟囱下面那些没人管的,满身是煤烟的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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