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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新法开张(2)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 资治通鉴 》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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