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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部分(第1页)

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之需。

随后,蒋介石便加紧军事部署,6月初,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在耀县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部署兵力,视察阵地。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他按照5月23日曾电呈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期逐步进占边区,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分别由陶峙岳、范汉杰担任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完成攻防、封锁的准备;第二期,加强关中兵团的实力,恢复关中囊形地带;第三期,在前两期任务完成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恢复关中、陇东全部,一举彻底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第8战区所属的3个集团军,除原屯集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2个集团军外,又从执行河防任务的3个军抽调两个军,进驻洛川、宜川、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到7月间,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连同原有的2个集团军近50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随后,国民党军便进行军事挑衅。7月7日,胡宗南部首先炮击边区鄜县柳林区。7月9日,炮击关中分区。在7、8两月,共进行了几十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机非常严重,中国抗战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

对国民党准备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制止。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霸气 书库 —wWw。QiSuu。cOm]

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迅速地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6月14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联合国日大会,数万军民参加,发表了致蒋介石电,要求“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击敌人的进攻”,“停止反共内战”。自7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连接发表社论和宣言: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社论,7月2日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7月9日的《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社论,7月11日的《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社论,7月12日,毛泽东写的《质问国民党》社论,7月13日,博古写的《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这些社论和宣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进行了充分的揭露。7月9日,延安民众3万人举行大会。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朱德、刘少奇、贺龙等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号召边区人民为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要求边区军民严阵以待,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大会向全国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指出“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死地。”呼吁“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492页。'

这次集会还特别请了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出席。会后,他们给重庆报告了延安作好反击准备的情况,劝阻不宜进攻边区。其他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坚决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军事冒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还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的董必武,让他立即将国民党要发动反共战争的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指责他为何“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7月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何应钦,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电文历数了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八路军进逼,八路军一再退避的事实,指出边区的形势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对此形势,“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要求蒋介石立即制止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

7月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呼吁“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际,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宋明覆辙,不容重袭。”'《坑战时朝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中国共产党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各县自卫军枕戈待命,延安所属分区紧急备战,各部队调住前线,第358旅从晋北调往边区南线,第359旅也作了反顽进攻的部署。为了进一步应付内战的爆发,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11日,蒋、胡均电告朱德说:“无意进攻,纯属误会。”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澈退两个军部及一个师。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战争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专制独裁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开展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进一步肃清蒋介石散布的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

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的《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等。《解放日报》

还发表了许多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等。这些文章和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在理论战线上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被动和孤立。在阴谋败露、形势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意对边区用兵,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彻底地被制止了。

二、1944年的国共谈判

还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提议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并准备对日反攻,决定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井同国民党重开谈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延安,表示同意周、林、朱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决定先派林伯渠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

国民党为准备谈判,由何应钦在3月提出一份《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其主要内容:关于军令军政问题,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参谋及政工人员应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检阅;关于第18集团军间题,可准增编为两个军(每军3师每师3团),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北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等。其核心是所谓的“政令统一”。

1944年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至11日,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讲演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

这五点要求是:

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

四、恢复新四军番号;

五、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

国民党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林伯渠提出,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已有477500余人,本应编为47个师,但为问题易于解决,先编6个军18个师。而国民党代表只同意4个军12个师。

在谈到边区问题时,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代表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会谈记录凡4项17条,全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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