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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部分（第1页）

指出：“缅甸在今日决不能认为一个支战场，而实为远东作战一重要之基地，且为吾人攻击日本必须掌握巩固之主要枢纽，如果缅甸不守，则日军在陆上即可向印度长驱直入，而中国与盟邦英、美之交通运送与联系即因之阻断，如此我盟军陆上进攻日本之根据地全失，自必更增加困难，而敌人向东、向西之进展则更无顾忌矣。”＇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31页。＇

尽管如此，也无力改变英、美的既定政策。中国政府顾全大局，对出兵缅甸的态度是积极的。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中国就向英、美明确表示，一旦条件允许就将出兵防守缅甸，随后，又逐渐加快了入缅作战的准备工作，并于1942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而且用最好的装备武装中国远征军，使中国远征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虽然已将远东的战略重点由新加坡转向缅甸，但其着眼点却是印度。因此，英国的基本态度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其所取政策似为可能保护则保护，如不能亦不必尽最大之努力，以免因此消耗可留以用于另一重要战区之军队。”＇《林蔚报告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军遇到日军攻击就是撤退，始终未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中国远征军不断向南推进，孤军深入，英军始终未能有力地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

第二，英美对远东殖民地看法的分歧和对中国态度的分歧，引起了英美之间的矛盾，更引起了中英关系的冷淡，造成了中英矛盾尖锐突出的局面。

英国在远东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其殖民地的现状，因此，英国一再压制缅匈、印度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井将中、美作为其殖民地竞争的主要对手。美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宣称不准备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战。罗斯福认为大英帝国早已残败、并对东南亚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要求表示同情以求逐步渗入。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美国对英国的粗暴干涉，是蓄意要破坏英国的殖民统治。英、美之间的矛盾、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为实现其战略目的，迫切需要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军的责任。同时，美国对战后的中国也抱有政治目的，而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却是消极冷淡，它不愿意将中国作为大国对待。丘吉尔说：“我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英国渺视中国的态度，危害了中英关系，并对缅甸战局产生了严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国拒绝中国政府主动出兵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蒋介石就主动提出派中国军队出征缅甸，协助防御缅甸，并与韦维尔就中国出兵问题进行过磋商。但均遭到英方的拒绝和冷淡对待。

（二〕英国拖延中国军队入缅，贻误战机。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由于英方的犹豫，使中国远征军不能及时入缅布防。随后，又请中国军队协助景栋方面防御，为此，将远征军第6军置于该方面。直到仰光告急后英国才向中国求援，请中国远征军第5军迅速入缅，中国即将该军使用于东吁、仰光方面，“由于第5、第6两军之间发生甚大之隔离，尔后在事实上，我遂不得不随情况之演变，使第6军向西延伸与第5军相毗连，以保障我主力决战之安全，……敌直冲腊戍，既隔断我第5、第6军之联系，复截断主力军之退路，使我不能在缅继续作战。”＇《林蔚报告书》。＇　中国远征军入缅未能掌握先机，战役部署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这正是英方拖延阻挠的结果。

（三）英方缺乏与中国联合作战的诚意，只要求中方掩护其撤退。英国对缅旬作战准备不足，既没有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同中国军队联合行动的统一计划。英方对中国远征军布防和行动的建议，仅由其派驻中国远征军各军、师联络参谋转达，但又拒绝中方派联络参谋于英军各师、旅中，其目的在于使中方不明了其意图，以便利其自由行动。因此，常常造成英军单方面撤离防区后，中国远征军仍在坚持自己的战线，以致不知不觉陷于险境。英方吹嘘亚历山大的撤退为“军事成就之奇迹”，＇〔英〕兰威廉：《缅甸军事成就之奇迹》（译稿），中国军事图书馆存。＇

其实是在联合作战中的利己主义行径，毫无光荣可言。英方在不通知中方的情况下放弃仰光，转而利用第5军作为其撤退的掩护。在第5军组织东吁会战时，英军不顾中方的要求擅自撤离卑谬；当中国远征军准备彬文那会战时，要求英军固守亚兰谬，英军又不加理会，轻易放弃该地，屡屡造成中国远征军的被动。

第三，盟国方面指挥系统的混乱是招致缅甸作战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起初，中国因缅甸未划入中国战区，不得不尊重英方的指挥。中国远征军陆续入缅，实际上已成为缅甸作战的主力。蒋介石在名义上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但联军统帅部未赋予他在缅甸作战的全盘指挥权，中英双方也未能就此达成协议。蒋介石出于对英国的反感和对美国的信赖，任命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分全权指挥中国远征军入缅部队，并于1942年4月5日向中国远征军将领宣布史迪威有支配中国远征军的全权。但是，实际上史迪威的指挥权也是有名无实，史迪威手中没有直属的美国军队可供指挥，而且他既未与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明确指挥关系，也未与中国远证军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杜聿明确立相互间的地位。

直至改任罗卓英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后，才明确规定了罗卓英受史迪威指挥。但是，史迪威很快发现他并没有指挥中国远征军的实权。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并不情愿将自己的军队交给一个外国人，况且他对史迪威并非完全信任，因此，史迪威下达的所有命令一律须通过林蔚转给蒋介石批准执行。蒋则直接同林蔚和杜聿明联系，进行指挥，甚至支配团一级的调动。在几个月的作战中，中国远征军仅在缅甸就有林蔚的参谋团、史迪威和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以及杜聿明的前敌指挥部三个指挥中心。而中国远征军的一切作战方针、计划、部署和调动，都要等待远在重庆、不了解实际情况和变化的蒋介石亲自决定，下达指令。这就使远征军不能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进行有效的作战。

第四，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的失误，也是原因之一。对缅甸的敌情、地形等了解不够，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不足。特别是未能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集中和使用自己的兵力，以求保持战役的主动，避免战役的被动。当东吁失陷后，日军由两翼向远征军后方突进，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既未搞清西路友军的行止和进退，又未顾及东路莫契、雷列姆阵地的巩固。当感受到日军包抄的威胁时，又未能当机立断，加强东路，一举击破该路冒进之敌，并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巩固后方扭转不利形势。相反，不顾情况的发展变化，仍在一厢情愿地组织曼德勒会战，终于失去挽救战局的机会。

第五，英军得不到缅甸人民的支持，也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引起缅甸人民的普遍反感。一些群众在日军的策动和蛊惑下，协助日军攻击英军。这不仅给英军造成被动，也给中国远征军作战造成很大的困难。

中国远征军此次入缅作战，虽然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未能避免战局的被动和失利，但广大官兵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其一，出国作战，心须作好充分准备。首先，要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缅甸作战不但没有制定联合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远征军的独立作战计划，先战后谋，其败必然。其次，要注意作战地区情报的搜集掌握，敌情、友情、天候、地形、民情的了解熟悉，以及战前的模拟作战训练，方能进退有序，应付自如。再次，要做好部队的后勤补给和交通通讯工作，这是军队的生命线，异国作战尤为重要。

其二，国际联合作战，既要有统一指挥，也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参加联合作战的各国军队，面对共同敌人，统一指挥，方可发挥综合战力。纵观缅甸作战，中英联军既无统一指挥，又缺乏密切协同，导致迅速失败，损失惨重。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远征军在作战中常常受到英国人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中国远征军无法把握缅甸战场的命运，只能尽其努力而已。当英方决定弃缅保印后，缅甸战场的命运实际上已基本被决定了。于是，中国远征军的主要使命变成了掩护英军撤出缅甸。在缅甸作战中，固然中国远征军也存在着不少失误，但从根本上讲，丢失缅甸的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战绩，是无可否认的。

史迪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指出：“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9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一节　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先后转入反攻

一、苏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苏德战争的根本性转折

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大弯曲部以东约60公里处，是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和来自高加索的石油转运站。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上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夺取石油资源，占领富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切断苏军的战略补给线，然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希特勒甚至妄想在消灭苏军主力后移师西线，对付英美，夺取中近东和印度，沟通德日在军事上的直接联系，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

1942年4月5日，希特勒下令集中主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5月德军占领刻赤、塞瓦斯托波尔和哈尔科夫。苏军接连失利，南翼形势急剧恶化。7月中旬，德军B　集团军群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逼近斯大林格勒。德军第6集团军（保卢斯上将任司令）受领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该集团军共辖13个师，约2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门，坦克约500辆。由第4航空队（作战飞机近1200架）担负支援任务。在会战过程中，德军又先后调坦克第4集团军、第2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和意大利第8集团军，加强该方向上的兵力。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于7月12日组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元帅任方面军司令员（7月23日起由戈尔多夫中将担任）。其任务是固守巴甫洛夫斯克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长约530公里，纵深120公里的地带。方面军能与德军对抗的，起初实际上只有第62、第63集团军的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近400辆坦克。空军第8集团军仅有飞机454架。此外，远程航空兵有150至200架轰炸机，及防空航空兵第102师的60架歼击机支援战斗。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顿河大弯曲部。苏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构筑了2道防御地带，在近接近地构筑于纵深60公里的4道防御围廓，即外层围廓、中层围廓、内层围廓、市区围廓。这些围廓在会战开始前未及构筑完毕，但对城市防御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参加会战的部队，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外，还有东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伏尔加河区舰队及斯大林格勒军级防空地域。

斯大林格勒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苏军防御阶段和苏军反攻阶段。

苏军防御阶段从1942年7月17日到11月18日，苏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战略性防御战役。

从7月17日到9月12日为第一次防御战役。在此期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城市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大量消耗德军突击兵团，打破了德军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苏军预先构筑的防御工事在阻止德军进攻、减慢其前进速度上发挥了作用。

从9月13日开始到11月18日结束为第二次防御战役。其中包括东南方面军在市区和城南实施的防御交战，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城北实施的进攻行动。B。N。崔可夫中将指挥的苏军第62集团军和M。C。舒米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担负保卫城市的任务。9月13日，德军第6集团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分别从东方的亚历山大罗夫卡地域和从东北方向的萨多瓦亚车站地域实施进攻。苏军进行英勇抵抗，市区战斗极为激烈。德军13日攻入市区，14日攻占市中心的马马耶夫岗。在这紧急时刻，苏军近卫第13师于9月16日夜渡过伏尔加河，增援保卫城市的战斗，并于当日夺回了马马耶夫岗。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屋反复争夺，对火车站的争夺，反复达13次之多，损失很大，德军始终未能占领整个城市。苏军在防御交战中，大量消耗了德军的力量，不仅守住了斯大林格勒，在高加索山脉山前地带挡住了进攻的敌军，而且通过顽强的防御作战争取了时间，集结了预备队，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苏军反攻阶段从1942年11月19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

1942年夏秋，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久攻不克，为增加东线作战兵力，利用美英盟军尚未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向苏德战场增调67个师并组建16个新兵团，使东线兵力在11月前增加到620余万人，火炮5。1万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5000余辆，作战飞机3500架，再次在苏德战场集结了强大的作战力量。

在此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已转入战时轨道，军工生产业已恢复并有所发展，为部队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增多，质量改善；同时还得到了美英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的援助；苏联的敌后游击运动更加活跃；中国的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军；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消耗和分散了日本海军主力和部分陆军兵力，使苏联减少了后顾之忧。苏军兵力已增加到约660万人，50毫米以上火炮7。7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7300余辆，作战飞机4500余架。苏军总参谋部在9月开始制订反攻计划。11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代号为“天王星”的反攻计划。苏德双方一场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1942年11月19日和20日，苏军西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从绥拉菲摩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一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萨尔帕湖一带先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于11月23日在卡拉奇以东的苏维埃茨基会师，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全部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总共22个师，约33万人。德军为援救被围集团，临时组成了两个突击集团，即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托尔莫辛集团。12月12日，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沿铁路北上，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12月19日，德军增调1个坦克师再度发起进攻。23日前，德军坦克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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