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3营(步兵连4,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连各1,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二、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立即率该营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又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73。'
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3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1营于大枣山附近侍机,同时令第2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当晚,日方松井与中方秦德纯进行交涉,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胁议:
(1)双方停止射击;
(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宁河西岸;
(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方意在缓兵,并不打算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在9、10两日内,日军4次背约弃信,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随后,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得到批准。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
是日,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94页。' 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三、中国方面对事变的态度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
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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