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时代 真相不是非此即彼（第1页）

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挨饿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人服务，包括不喜欢你的人。

201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

原本想讲的是“公民”“幸福”这样的字眼，但在来的路上，忽然觉得深圳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离世界最近的地方”，似乎也是“离中国的未来最近的地方”。深圳“市民”到“公民”的距离，在我看来也非常近了。所以今天就讲“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

改革开放，从会念“圳”字开始

刚才工作人员让我给市民大讲堂留一句话，我写了一行字：从市民到公民。

成立特区三十年的深圳一定有一些困惑：现在的特区“特”在哪儿呢？还能向哪儿走呢？

是，很多东西已经不“特”了。从飞机场出来，不用再拿着身份证和特区出入证，在关口被盘问半天了。到了深圳，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据我所知，最近深圳人民倒很有热情地到香港去买东西，甚至连酱油都买。也就是说，深圳的食品也让深圳老百姓有一些不安全感。

从经济发展的道路来看，在各种优惠政策下，比深圳能折腾的地方也更多了。中国的三级改革始于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珠三角，到九十年代进入以浦东为代表的长三角，再到新千年，进入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深圳特区走到三十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这非常正常。

但是，深圳作为特区之“特”，恐怕还有长存的必要。未必还在于经济上的突破或探索，未必还在于能买到一些别处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在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创新与创造等很多层面上，深圳依然领先。

也就是说，深圳特区的头三十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经济层面为中国蹚一条血路”的使命。接下来，深圳应该主动承担起这样一项任务：为中国社会改革、为未来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的实现，去蹚出一条血路。

关于深圳“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这两年我一直非常关注，比如公民问题、志愿者问题、政府举措。关注深圳老百姓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参政议政，并且推动社会进步。以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看，我对深圳在这些方面的“特”仍有相当多的期待。

我曾在节目中公开说过，经济方面，如果还指望深圳一枝独秀，那将是我们的悲哀。如果深圳依然在经济领域—包括制度层面、改革层面、品牌层面—遥遥领先，令其他城市望尘莫及，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太失败了。还好，事实上没这么失败。所以从公民社会的建立来说，深圳大有可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全体人民不再把“深圳”念作“深川”开始的。那时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这个开场白，也算寄托了我个人对这三十年特区之路的纪念和感谢。作为媒体人，对这里更多是期待。

世界：中国进入“挨骂”的时代

三十年，有时候连一个逗号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句号，顶多在回忆当中留下一个感叹号！

很多年前我去袁庚（编者注：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老爷子家里采访他。他家南面的窗外，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滩—对，不是风景优美、沙滩绵延的海滩。但是老爷子非常平静，给我讲了很多往事，让我感慨万千。他当时级别并不高，但在改革历史进程中，权力足够大。他的平静来自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虽然还有很多不如意，但毕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特区之“特”也在于足够宽容，不仅仅要感谢那些立过功的人，也要感谢那些曾经想立功却不幸犯了错误的人。立功者当然应该赢得掌声，而犯错者何尝不是有益的前车之鉴？如果仅仅为了私利犯错，那是不可饶恕的，要交由法律处置。但事实上，有很多“错误”是出于特区之“特”，出于改革，出于“多走两步”的用意。那些教训也成为后来我们的经验。所以，不妨邀请现场的各位，为过去三十年在这块土地上成功过或失败过的人们，鼓一次掌。

我曾在节目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此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正式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微妙而奇怪，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迎面而来，最高的礼遇和最恶毒的打击迎面而来。一方面在西方媒体上，胡锦涛超过奥巴马，成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你知道这事儿挺夸张的；另一方面它又会把“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发生在同一年。

萨科齐曾经非常不理智、不礼貌，差点儿葬送了中法之间多年积累的友谊。但是这一次胡锦涛去法国访问，萨科齐又到机场迎接，然后全程陪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你想，一个国家领导人全程陪同—上厕所、睡觉除外—这几乎是最高规格的礼仪。

因此全世界很多媒体也在分析“为什么”。世界看中国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的？事实上，如此错综复杂的面孔，就是世界看中国的面孔。未来十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都将面临这样的世界环境。不适应吗？要适应。

在一个话语权力和实际权力的俱乐部里，突然闯进了礼仪不那么优雅、穿着不那么讲究的一员，充满“泥沙俱下的活力”，让人一时很难适应。何况相当多外国朋友，对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千万别以为他们除了火星哪儿都去过，相当多的美国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小镇，你能指望他对中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1995年我去美国，在纽约住宾馆，进来一个打扫卫生的黑人男服务员，非常认真，给我们介绍房间设施：“这是冰箱，夏天用来储藏食品，不让食品坏。”然后友善地问我们：“请问中国人一般用什么储藏食品？”他天然认为中国是没有冰箱的。我怀疑他一会儿关门出去的时候会想：“这几个中国人为什么没留辫子？”

前几天“诺贝尔奖”评委会秘书长在演讲时，也谈到他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怎么就这么轻率地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的政治决定呢？他也承认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所以，不要指望别人对我们非常了解，更何况，还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象成前苏联和现朝鲜的外国朋友也不在少数。

我不止一次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媒体的交流中告诉他们，不要再拿“前苏联”、“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前，全体人民不认识“圳”字时的中国），以及现在的朝鲜，去衡量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不懂中国人的智慧，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改变。

当今世界上，喜欢中国的人相对少，喜欢中国人民的人在增多，但是大家都喜欢中国人民币。这就是世界对中国的面孔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考验就变得格外严峻。比如钓鱼岛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沸沸扬扬。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已经很棘手了，可是相对领土问题来说，还是有斡旋空间的。领土问题没得谈，谁也不会退让半步。

中国跟亚洲其他邻居的关系也挺麻烦，菲律宾、越南等，更不要说角力的另一方其实是美国。奥巴马到访印度，印度给予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奥巴马强调：“印度是我们维护亚洲关系最重要的基石。”为什么奥巴马要到印度？背后当然有很多因素冲着中国。中国正面临着最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而且躲无可躲。

大家要相信一点，在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高度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上有活雷锋？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就需要更多的智慧。

还有一个挑战，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你希望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但是别人希望你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

邓小平在世时，曾经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了一个基调，叫“韬光养晦，不当头”。几十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延续着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当一个国家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利和其他权利时，想韬光养晦都很难。一个人绝不是想低调就能低调的，树欲静风还不止。中国一直强调，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国际上相当多的国家要求你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

另外，中国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就是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我之所以对深圳寄以厚望，更多也是在“软实力”这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通常与它的经济实力成正比，少数国家例外。比如希腊对全世界的影响，与它的经济实力就不太成正比，因为它依靠的是强大的文化历史遗存，让世界对它有更大的认同。但是这种国家毕竟是很少见的，更常见的情形是“美国制造”“日本制造”随着本国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输出到全球。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影片里全是美国文化，这就是“软实力”的输出。

有人说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我说那是老祖宗的事儿。过去这五六十年间反过来了，是日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女士的衣服、发型，现代汉语里的很多词汇，“警察”“派出所”“公务员”等等，都是从日语里来的。中国“70后”“80后”的孩子是看着《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长大的，而日本孩子顶多知道中国的孙悟空，还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所以，得脸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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