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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很高情商却低(第2页)

第一,在面向整体社会的沟通上,方向谈得很多,方法显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第五,媒体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调动媒体积极性、用尊重规律的方法去传播太少。

第六,在对外沟通过程中强调“不同”太多,对人类“相同”的基础关注太少。

第七,社会期待传媒公开透明的意识增长很多,相应的保障还太少。

当然,还可以加上,党性谈得够多,可人性谈得有点少,等等。其实,这些“太多”与“太少”,不仅是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在沟通时都面对的问题。

先说第一点。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方向”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整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次又一次写进党的报告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确立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写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两行字,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新目标的提出,也不会有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明确。现在已经明确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上下集。没错,“依法治国”相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还有一个反例,中国足球,隔几年就谈一次方向,从来不提供方法,后果呢?

想想看,每届足协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这届“世界杯”德国夺冠了,中国足球号召学德国。可是你仔细看那场比赛,德国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赢的可能性更大。德国后卫严重失误,阿根廷前锋一看好机会来得太突然,反而晕了。如果那两三个球进了,阿根廷夺冠,中国是不是就要学阿根廷?

一场比赛中的偶然性,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必然方向,这太搞笑了。或者能彻底学德国、一直学德国,也没问题,可是这届“世界杯”之前咱们学的是西班牙。

所以,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如果没有特区的建立,中国怎么开放?如果没有土地承包的开始,改革怎么破局?在“聪明”的中国改革中—很多时候“聪明”体现在字词的更迭上,失业改成了下岗—如果没有“下岗”,怎么完成那次历史性的缓冲?

“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包括“不争论”“要允许去试”,不都是方法吗?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确了方向,同时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这种感受应该非常明显。浙江的经济模式就是在“不争论”“允许试”“放手”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有很多领导对“浙江模式”表示过赞赏,对吧?

有人开玩笑说,改革最初十几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搞接待,三楼在写成绩汇报。这是很多年前,试验走得太超前了,偶尔写写检讨;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源源不断;本地领导又在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经济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结合也早有定数。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道”,在“儒释道”中最该居首。“道”这个字怎么写?先要写一个“首”,接下来写一个“走之”。“首”是什么?脑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走之”呢?行动。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顺序也不能错。

那么,对于传媒人来说,什么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选题,乍一听好像不能做,问题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吗?记者是干什么的?是陈述过程和记录事件的。可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把它简化了,上来就想直奔结论而去—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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