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5部分（第1页）

儿飞向北京、飞向*的故乡德国。啊，一只鸟儿，孤独而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三、日日新与望气（1）

短暂的虚幻的快乐。光阴——聚会——抒情——憧憬。我那时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时间真是多得用不完，而且似乎越用越多，越用越慢。这正是适合于我的诗歌时间，“时间是节奏的源泉。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布罗茨基）的确，诗人的一生只能是沉醉于时间的一生。但很快，新的节奏插了进来。１９８４年秋冬之间，疯狂的公司或协会扫除了一切“虚度光阴的聚会”。就在这一年冬天，吴世平成立了一个协会——重庆青年文化艺术家协会。我去参加过唯一的一次会议，那热气腾腾的场面好像又让我重新回到了１９８１年广州青年文学协会成立时的同一场面。大家似乎都急于做事，做什么事？“苏维埃刚刚成立，很忙……”我轻声对旁边的张枣开了一句玩笑。而张枣却被吴世平说话的声音所吸引。他在审美。

这个协会对我相当陌生，直到１９８５年３月初，我才首次感到它的作用（其实是吴世平一个人的作用），北岛一行（包括马高明和彭燕郊）应吴世平的邀请来重庆，其目的是为了与重庆出版社商谈出版《国际诗坛》杂志一事。

一个春寒料峭的雨夜，彭逸林与付维陪同北岛和马高明来到四川外语学院张枣昏暗零乱的宿舍。北岛的外貌在寒冷的天气和微弱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高贵的气度和隽永的冥想。这形象让张枣感到了紧张，他说话一反常态，双手在空中夸张地比划着，突然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并词不达意地赞美起了北岛的一首诗（北岛随身带来的近作中的一首），好像是《在黎明的铜镜中》，看来张枣还是具有迅捷的眼力，这的确是北岛当时那批近作中一首最富奇境的优雅之诗。可在那匆忙的第一次见面中，这首诗其实是最不好谈论的，它需要在一个只属于这首诗的特别气氛中才能慢慢细致地谈起。接下来，张枣也开始行一个诗人通常的见面礼，拿出《镜中》给北岛看。“这诗写得不错。”北岛当即赞扬了这首诗。张枣受到了鼓劲，逐渐恢复了平静。

在另一个春雨潇潇的傍晚，我们来到几无游人的北碚温泉公园。这一夜，我们一行八人住在一幢竹楼旅店里。它精致小巧，全用竹子建成，位于一条幽径的绝壁旁，嘉陵江就从下面流过，对岸群山高耸，我在走廊上凭栏观看，那群山并不遥远，似乎触手可及。

初春的空气在深夜轻盈地流动着，新鲜而湿润，蒙蒙细雨和汩汩流水更添寂静之趣。北岛谈起了“今天”的两三件旧事……夜雾弥漫，浸入楼道，随着北岛回忆的尾声，我走出灯火通明的室内，坐在楼道的长椅上，初春的寒意让我憧憬……突然，我听到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乳白脸盆里发出清亮的滴答声，这声音伴着无涯的春雨令我既感怀又惊喜。

时间飞逝，转眼就是１９８５年的孟春。

在西南农大校园后面一个具有乡村风味的山坡上有一座孤零的农舍，二楼已作为周忠陵的打印室。（周是一个特别的人，样子长得不像中国人而像东欧人，他从小患过小儿麻痹症，造成左腿残废，走路有点瘸，他当时是一个自学青年，一边靠打字为生，一边学习美学。此外，他狂热地喜欢诗歌，他从认识我之后，结交的朋友几乎全是诗人，如李亚伟，廖亦武等，多得无以计数）一天，我和张枣、周忠陵在这里闲谈，谈着谈着我们决定创办一份诗刊。说做就做，我和张枣拟出一个诗歌目录，欧阳江河寄来文章，周忠陵亲自打字。《日日新》度过了一个个美的疲劳，达到一本书的境界。在“编者的话”中我写下这份杂志命名的经过：一九三四年，艾兹拉·庞德把孔子的箴言“日日新”三个字印在领巾上，佩带胸前，以提高自己的诗艺。而且庞德在他的《诗章》中国断章部分还引用了中国古代这段史实：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日日新与望气（2）

Chen　Prayed　on　the　mountain　and

Wrote　NAKE　IT　NEW

Day　by　day　make　it　new

——canto　LIII

汤在位二十四年，是时大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天亦触动，随即雨作。继而作诸器用之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为警戒。

一九八五年孟春的一个下午，我们偶然谈及此事，蓦然感到，人类几千年来对文化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顿时肃然起敬。“日日新”三个字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我们对新诗的共同看法。我们也正是奉行着这样一种认真、坚韧、求新进取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

我们牢记一句话：“技巧是对一个真诚的考验”！

我们牢记三个字：“日日新”！这种以技巧的态度来对待诗歌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当时对诗歌的一致意见。第一期（也是最后的一期）我们有意采取了一个较为保守的面貌，以《镜中》开头，确立一个抒情诗的主调。我们暗藏一个动机：在传统中打一个快速的滚，然后再亮出超现实般的“疯狂”。为此，张枣在《维昂纳尔：追忆似水年华》一诗中，将其中的“你”全部改写为“汝”，至今看来，这个字有一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滑稽，而当时我却赞成这个“汝”字。

我选用了维庸式的城市小流浪儿李毅写的《我的夏天》。我暗自吃惊：一个１８岁的少年能唱出如此老练、忧伤的歌。就像魏尔伦反复吟咏他“单纯的”巴黎，李毅吟咏他“历经沧桑”的重庆。

初夏的微风欣欣向荣，绿色封面的《日日新》正在校园之春吹送着它的声音，的确是日日新，郑单衣、王凡主编的第一期现代诗报也在吹送着更为青春的声音。郑单衣当时是西南师大的化学系的学生，有一次我偶然读到他一首诗，他在其中一行使用了一个极大胆的形容词，这个词引起我的注意，我看到了他压抑不住的诗才。一个单薄、苍白、急躁、敏感的青年，他对诗歌投入的全部热情被我引为知己。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当初并没有错看他。他的诗歌被广泛地阅读和接受，特别是在国外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诗集《夏天的翅膀》，因为一个出色的译者——罗辉，而被西方汉学界看作是给面目不清的中国文学以一个鲜明的形象。２００４年冬季号的美国《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发表了圣约翰大学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的文章。文章评论说，中文文学面目模糊是公认的事实，但诗人郑单衣最近却声名鹊起，成为最受国际赞赏的诗人之一。他的国际声誉来自其首部诗集《夏天的翅膀》的完整英译，和他应邀在亚洲和欧美各地的出色朗诵。金介甫说，郑单衣的诗短小而抒情，采用方言式的汉语，营造出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常常让人内心难以平静的意象。文章同时盛赞罗辉的高超英译，他说：“中英文相得益彰，为理解郑单衣的强大想象力提供了新途径。”

的确，正如评论者看到的那样，郑单衣的诗具有一种独特的唯美风格、“女性气质”：敏感、脆弱、悲观、病态，有着生命的多种创伤，但也坚韧。他的语言极其大胆，因为他赋予了其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和顽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这种活力源自于他对传统和现代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抒情”传统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朱大可曾经对他的诗下过一个极为精到的评语：“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步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古典抒情气质、难以压抑的激愤和异常纯净的语像、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题材之间的内在和谐”。朱大可：《燃烧的迷津》，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１。

三、日日新与望气（3）

接着西南师大美术系学生刘大成又办出第二期现代诗报。

同年１０月３０日，在张枣提议下，庞德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张枣专门译出了庞德的《诗章》一些片断。

事件频出的１９８５年随着庞德纪念会的结束而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的阳光照耀，我怀着某种神清气爽进入另一个自由的孟春，诗歌之鸟跃跃欲试，拍动双翅，准备重试歌喉，好运气也赶来凑一个热闹。

１９８６年２月，马高明寄来了《新观察》杂志（２月号），上面编发了我的一首诗（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诗）《夏天还很远》，在同一期上我读到了陈东东的《远离》，我一下子就被这首诗的形式之美和单纯的节奏所吸引，立即偏爱上这种陈东东式的反复歌吟的节奏。随着春风喜悦的吹度，一册一册的诗篇吹送到这个寂寞而巨大的校园。一天，我收到贝岭、孟浪寄来的杂志《７５首诗》，这是我认为编选得很有眼光质量也很整齐的一册诗。在这册诗集中，陈东东又一次吸引了我的目光。果然不出所料，我得意于在《远离》中就早已发现了一个出众的诗人。我多年来一直毫无保留地喜欢这些篇什，我还记得我是怎样在春风拂面、阳光朗照的正午漫步校园，冥想着一位远在上海的诗人；或静坐灯前，在夜晚独自一人反复研习《独坐载酒亭，我们怎样去读古诗》。

我欣喜于：“在宋朝海落见山石，一个枯水季节尘昏市楼”如此清新而娓娓道来的宋朝的一个山水的画面，中国意境在古代和现代自如出入，一种方向、一种可能性、一种成熟的诗风把我情不自禁地引向那边。从和张枣的接触开始，我就一直关注怎样在现代汉语中重现古典，但关节迟迟没有打通。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在酝酿、准备、期待……直到这首诗的出现才使我加速完成了一个方向的成功转移，一首诗使我积于心中两年的阴影显出光明，多少天来，我沉浸在“转移”的兴奋里，我终于集中充沛的精力向一块诗歌的新垦地要求我的新诗篇。

一天上午，我在黄彦的宿舍随意翻阅一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学史》，其中有一段谈论中国古代东汉时期有一些道士被称之为望气的人，其实是指望云的人，他们通过登山望云可以预卜凶吉，厉害的算卜者可以望到几百公里外将要发生什么事变。云层在望气的人的眼里变幻莫测，一会儿呈现兽形云块，一会儿成为皇宫云块……据记载当时有一望气高人曾望到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在布衣时被囚于一间牢房，他本想策动当时的皇上，去那里冲走刘秀正在蕴集的帝王气，但后又放弃此想法。就连范曾也在鸿门宴前夕登高，望过刘邦之气并告知项羽：刘邦帝王之气极盛，不可小看云云。但项羽却充耳不闻，酿成后来的大祸。这些闪烁不断的历史片断，加上这关键的出人意料的四个字“望气的人”，使我早已守候的心怦然猛跳，我当即借回此书，在当天，在这个春雨刚过、风和日丽的正午时分，一口气写成《望气的人》，接着又写出《李后主》。这两首诗的写成完全取决于阅读材料（后来的《在清朝》也是因为读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所致）。为此，我乐意像布罗茨基那样说：“炮弹能飞多远，这取决于它的材料，而不是体验。所有人的经验都差不多。甚至可以假设一下，有些人的体验可能比茨维塔耶娃的还要沉重。但是，却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掌握材料，能让材料完全服从于她。”

三、日日新与望气（4）

不爱说话的黄彦对这两首诗大为激动，不停地猛抽他心爱的黄平香烟。当我们正余兴未尽地谈论此诗时，张枣突然从川外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而冷峻的德国姑娘结婚，而《望气的人》一下把他原来的思路打断了。他以少有的惊奇反复打量我突然的“发明”，简直不知这首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告诉了他这首诗的秘密触动并提醒他注意上海诗人。

并非完全独自研习诗艺，我也陶醉于为学生改诗的快乐之中，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快乐成了我日后一个痛苦的怪癖——看到别人的诗就想改，也不问对方是否愿意，这带有强迫症的行为也得罪了一些人，不过我所遇到的大多数诗人还是乐意与我讨论修改之事的。记得当时要求我改诗的队伍在我家常常排成一个行列，那真是快乐的行列。我特别以修改音乐系学生李和平与陈康平的诗为乐事。李和平知道我上瘾于这一行为，得意于这一行为，就一天到晚拼命让我改。他谦逊地侧立于我的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杂乱无章的情绪怎样被重新组装成形。他在紧张地牢记和体会这些技巧的演化过程，我也在享受着自如的修改带给我的*。顺势多说几句：改诗也在我当时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而且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欧阳江河改动过我《黄昏》第二节及《在清朝》第一节第二行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我原诗为“安闲的理想越来越深”，他改为“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把“安闲”变为名词来用，与后面的名词“理想”作一个并置，这简直是脱胎换骨手段，妙不可言。付维也改动过《在清朝》其中一行，我原诗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捕鱼”，他改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注意到意象的趋近而不是意象的分离；他还改动过《望气的人》中一个突破全诗意义的词汇，我本来是“一个干枯的道士沉默”，他试探着问我：“道士改为导师可能会好些吧。”他话音刚落，我即醒悟过来，当场就确定用“导师”换掉“道士”。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

而１９８６年在进入９月的第二周，“望气的人”将再次离开他的出生地奔赴５００公里以外的成都——一个充满诗意的超现实主义的城市。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1）

是否存在着使我们一小时内活得比三十年不光彩的生活更充实的一本书呢？你的手边肯定会有这本书。它可以是梁宗岱译的，可以是程抱一、陈敬容、戴望舒译的，也可以是钱春绮、郭宏安译的，甚至王了一译的文言文——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是逍遥、绚丽的老顽童戈蒂叶喜欢的书，也是自以为一个时代的诗歌都被他彻底埋葬的雨果所喜欢的书。我可以在此猜想，这也是一本万夏早期曾喜欢过的书，一本宿疾之书。

万夏在他的一首诗（《本质》）的结尾这样流露出他对自我宿疾的自信与放肆并给予芸芸众生一个波德莱尔式的刺激：“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干脆的两句就敲出万夏早期诗歌中一个“宿疾”的重音，这重音一直持续到万夏对“汉诗”的亲近后才幽然转入一个含蓄、沉郁的“农事”叙事曲。

宿疾是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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