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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克鲁格曼不知道，在广东的东莞，有数以百万的外来工辛勤劳动，为的是给克鲁格曼提供一双结实耐用、价格更便宜的袜子。而这成为克鲁格曼关于贸易平衡的质问。

克鲁格曼说，不管我们想说什么理由，如果是两年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还是很高，而中国继续保持大量的国际贸易盈余，这样的事情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贸易问题和贸易盈余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觉得贸易盈余仍然这么大的话，未来几年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贸易冲突。”克鲁格曼宁可多花一美分，也不希望美国劳工失业。

“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利用了汇率市场的保护来循环它对外部世界的贸易剩余。中国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克鲁格曼这样总结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

在克鲁格曼的眼里，他关心的不是中国的财富增长原动力，而是中国产品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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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这个陌生的国度

“他不可能了解中国，这是没有办法的。”企业家严介和第一次见到克鲁格曼就这么说，这也是深圳月朗国际总裁钱港基的印象。

如果我们用心看一下克鲁格曼的文章，涉及中国问题的少之又少。这位美国人，实际上眼光还没有投向中国。

在中国的三天之行，克鲁格曼回答中国企业家问题用得最多的词就是“不清楚”。5月13日下午，星河湾梁上燕问克鲁格曼：“你怎么看目前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克鲁格曼说：“我实在不了解，你们业内人士应该比我更清楚。”对于汽车行业的回答也大致如此。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说，克鲁格曼主要研究全球问题，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无法就具体问题做出回答。

在中国的三天里，龙永图、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与克鲁格曼进行了激烈争论。龙永图认为，中国目前不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其实是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导致的后果，而不是中国政府的操控。张维迎表示，中国人本身不能印美元，美元一定是美国印出来的，中国借给美国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所以，贸易盈余产生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太松，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把钱再放在美国，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

争论的背后是彼此的陌生。在这个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眼里，中国可能还算不上一个大国，虽然他在中国客气地没有说出这样的话。

“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你们占的世界经济的总量却是一个小的部分，这相当于美国西部的经济总量，中国经济总量像美国的西部，美国的加州那么大的经济总量，所以怎么可能引领世界经济的复苏，引领世界经济走出经济衰退，中国不可能。”对于中国力量的崛起，克鲁格曼并不认为十分惊人，如果说到要“带领世界走出低谷”，克鲁格曼更不以为然。

对于那些美妙的数据，克鲁格曼持怀疑态度：“你可能注意到，有些怀疑论依然存在。我想我不得不说，这些被报道出来的经济回暖成效来得太快了，以至于有点让我难以接受，可能是因为我太习惯于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了吧。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银行借贷和商业环境，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难以置信。”

三天的中国之行，克鲁格曼走马观花地考察了中国内地最发达的三个城市，与数十位中国学界、企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

在13日论坛的最后，星河湾梁上燕代表现场观众说，希望克鲁格曼先生能把自己在中国感受到的一切带回美国。克鲁格曼微笑地表示一定会。

虽然中美国际贸易巨大，但彼此的了解还是很隔膜。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并没有对中国有足够的认识：他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书本上的一些理论，以及中国人眼里的固执与偏见。

“带来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在克鲁格曼和中国经济学家共同推崇的凯恩斯的货币通论的最后，宏观经济的开山鼻祖凯恩斯这样总结经济思想的重要，而代表着一代美国精英的克鲁格曼，无论贸易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与中国的分歧都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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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克鲁格曼：中国发展速度不能太快（1）

问：未来中国要如何发展？

克鲁格曼：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中国往全球分工的价值链上爬，从事更加高精尖端的制造业，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范例可以学，1975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是美国水平的5％，跟现在中国的水平差不多，现在她已经达到美国的60％，韩国原来在世界贸易里的角色和中国一样，但是现在她和日本、西欧甚至美国都已经可以平起平坐了。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过程，如果你不断发展，你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肯定会往价值链的上端走。中国已经能够出口一些精密的高端产品，这让人非常吃惊。如果你看到中国现在的工业行业结构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太可能出现，毕竟工资结构比较低。而现在我们还没有更新最新的一些数据，从而能够来看一看整个中国的垂直一体化过程。可能一个复杂的、精密的产品是分成不同的部件，其中技术密集型的部件会送到一些不同的地方生产。中国生产了很多电子元器件，但是这里边最复杂、最精密的一般来讲还是来自日本和韩国。这可能是一个误解，但至少还是说明中国价值链是可以攀升的，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转型。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中国肯定会攀到价值链的顶端，她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薪酬水平较高的高科技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有一些快速的发展政策，但不是特别地成功。韩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有一个发展的政策，想在重工业有所发展，即他们所认为的高端产业。但是那个政策却不怎么成功，反而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过多的外债、过度的产能。所以中国如果发展步伐太快肯定不合适，要有一个政策能够帮助行业的发展，要有基础设施，要有好的电信通讯，要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在技术杠杆上向上爬，如果速度太快是不好的。

问：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吗？

克鲁格曼：毫无疑问，中国有非常显着的成就。中国是不是楷模呢？你要记得一点，中国相对来说仍然是比较贫穷的国家，我说过中国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当然墨西哥已经进入一个更加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批评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对中国的成就充满赞赏之情。

盈余的国家似乎是麻烦制造者

问：中美贸易模式还能持续吗？

克鲁格曼：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皆大欢喜，美国有更廉价的资金，中国有了一个庞大的出口市场，可以发展出口驱动型经济。好像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开心，但细想就奇怪，这种方式肯定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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