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26部分（第1页）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2）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他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为了建立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给代表行使职权的立法机构。在由习俗统治的国家播种民主，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伟大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在西方是先后执行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有组织的政府中却起到较小的作用。这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靠精心阐述与雄心勃勃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准备以新学说代替老学说……

“在西方，我们对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来找出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持有某种信心，因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做的。那不是一种轻易能够传承的信心；它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包装起来。”

贪污被当作为什么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对付共产党的理由，解释给许多中国的领导人听。针对博尔顿报告给定的背景，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也不是一个坏运气。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业落后国家中，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正常现象。这34的工业落后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国家得出的一样，不能置于西方思想的监护之下。它将融入到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进步潮流中。当它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挣扎而踌躇不前。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效。它几乎适用于所有14亿目前既没有彻底民主化也没有彻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国没有被打败，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会被打败，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斗争都有赖于这些地方的支持。

按照杜鲁门主义，美国承担了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责任。在相对容易取胜的欧洲战场，它正在缓慢地，但并不确定地赢得胜利。在更大范围的战场上，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美国仅是依靠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防御，它是今天的防御，但不属于明天。在10年之内，共产主义可能会在现今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使世界丧失斗志，并转而对付我们。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是那种对我们朋友的援助。它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击退共产主义。

在亚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国民党继续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龄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国海军的飞机，启程前往华盛顿来请求援助。

政府官员对蒋夫人访美并不热心。1943年，当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得西部战场胜利上，她曾来美国要求给予东部战场同样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动了国会，她的坚毅给各级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乔治·马歇尔拒绝改变盟军的战略。现在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冷静默然地等待着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来为国民党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国向蒋介石表示“更多的同情”。杜鲁门总统把国务卿马歇尔叫到办公室，用25分钟时间，讨论了紧急援蒋的可能性。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来到白宫请求提供紧急援助。走向杜鲁门的办公室后，顾维钧说杜鲁门总统给他以鼓舞，他说，按照东方观念，“他是极负同情心之人。”

国民党大势已去（1）

到了1949年，蒋介石几乎都要再次提出辞职和与共产党和谈的请求。但当西北军司令陈企群（音译）提议进行再一次和谈努力时，蒋介石却怎么又拒绝了呢？当蒋介石正在南京组织防御时，强硬的白崇禧却发电报要他靠边站。即使蒋的结拜兄弟，前总理陈诚也敦促他“退居归隐”，让另外一个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人去提出和平的建议。副总统李宗仁已经呼吁停火，立即进行和谈。

不久之后传来了共产党广播的“战犯名单”——包括了整个国民党的领导层。委员长大发雷霆：“毕竟我也为中国做过贡献，他们竟然把我称作战犯！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尽管李副总统的名字也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但他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没有夹杂那么多的个人感情。可是，其他国民党的领导人却站在蒋一边。《大公报》指责“那些主张和谈的政客为斯大林的传话筒”，将“有关和平的传言”说成是“意在破坏国民政府的糖衣毒药”。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5天。政府官员和将领纷纷从内地涌入以加入。在新年前夕，大约30名领导人聚集在蒋总司令红色的官邸里进行一场声泪俱下、兵戎相见的摊牌。主战派竭尽全力要删去蒋新年致辞中暗示将要辞职的词语。他们在两方面上取得了胜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以及推迟蒋总司令的退位日期。

蒋介石阐述了他的和谈条件，以及共产党不可能会接受的他下台的条件。此后，他又回到了令人熟悉的立场上：“我坚信政府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进行这场自卫战争，真正的和平才能保证。“

尽管蒋发表了这一强硬的讲话，但上个星期，南京政府似乎有可能愿意与共产党达成某种交易。南京总统府澄清了一个谣言，即美国和苏联大使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将介入和谈成为调解人。除了在长江沿岸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外，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如果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能够组建起来的话，那么李副总统可能会接替总统的职位，而蒋总司令可能退居台湾。上个星期，似乎为了做准备，蒋的亲信前参谋长陈诚将军被任命为台湾省的省长。蒋的大儿子蒋经国则成为台湾省的国民党主席。

在上海冰冷混浊的苏州河里挤满了帆船或更小的舢板。面对共产浪潮的不断高涨，一部分的民众正在准备逃亡，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正渐渐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前途，共产党人改头换面，开始执行“温和”的路线。

正如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采用了同样的技巧，他正努力通过谈论现代化来减小革命的损害。他希望平息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恐惧。

在济南，一名红军战士说：“在农村，我们要消灭死亡，增加粮食产量；而在城市，我们要保护工业和商业提高产品产量。”在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正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左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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