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了,工人们先动手打人了!”随着乱喊乱叫的煽情,更多的农民涌向东边,一场混战开始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郝智起先还厉声大喊:“住手!住手!”到后来真显得束手无策了。当警笛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到公安干警和“120”急救中心医生赶来时,包括络腮胡子在内,地委院子里已经横七竖八躺倒了十几个,本来很宽敞的院子此时看起来十分拥挤和忙碌。救护车的警报听起来就像“哎哟、哎哟”疼痛的叫声。拉着伤员走了,没伤的也耷拉脑袋在墙边站了一排。小刘领着一个警察过来,介绍说是地区公安处的王副处长。王副处长一个立正、敬礼,就说请郝书记指示。郝智握了他的手,指了那一溜戴了手铐的人们说:“把他们都放了吧!”见王副处长眼睛里露出不解的神情,他笑着说,“没有必要兴师动众的,又不是敌我矛盾,而且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你说是不是?”
毛纺厂的白发老头两手搓着,“咳、咳”地直叹气,他脸色通红,充满羞愧地说:“郝书记,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
郝智一指老头发青的额头,关切地问:“老师傅,你不要紧吧?要不也去医院包扎一下,上点药?”
“不碍事,不碍事。”老头说着伸出青筋直冒、宽厚而布满老茧的大手,不住地摇晃着郝智说,“对不住,真的对不住。你看郝书记,你刚来,我们厂的人就给你留下这样的坏印象,多不好呀!不过,你还要理解我们啊,其实,我们来的这些人可都是好人啊,今天走到这一步,全是那些败家子们逼成的呀!”
“知道,我知道你们出于无奈。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现在,你们的代表还在吗?要不,我们进去接着谈?”
老头直摆手连说等过几天吧!就不知是擦眼泪还是擦鼻涕,佝偻着腰掉头就走,他的身后紧跟的是一串人流。
大院西边,年轻些的农民大概刚才都参加了打架,不是送进了医院就是还在接受警察询问,现在剩下的二三十人多是些婆姨和老人,他们看着空荡荡的东边,一时就茫然不知如何是好。郝智蹲在一个长着长白胡子、反穿羊皮的老汉跟前,问:“老大爷,你们的村长呢?”
见老汉似懂非懂的没什么反应,小刘用当地话问:“你们队长到什么地方去了?”老汉回答说:“队长就是刚才挨打的那个后生,刚叫警报车给拉走了。”
郝智对小刘说:“你先通知机关食堂,开饭的时候给这些人做点面条吃,要多加点鲜姜。还有,他们这些农民晚上都住在哪里?”
小刘说:“还能住哪?就在机关院子里。你看他们都带了铺盖卷,晚上搬来机关食堂的煤,打个火堆堆取暖。”
郝智又爱怜又难受地说:“那找个便宜点的旅社,今天晚上先把他们安顿了。”
六
剧院里,大师的带功报告到了高潮。台上台下的人们都进入了状态,他们大都浑身麻丝丝、轻飘飘的,几多恍惚,遨游在气功的空寂世界里,还有一小部分人,不住地开始左右摇摆,伸臂蹬腿晃脑袋。
“啊——,噢!啊——,噢!”台下不知是谁的几声大喊,马上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歇斯底里,哭叫声、跺脚声和捶胸擂背的“咚咚”声交织在一起,恐惧又刺激。
应该说离大师最近的地方磁场肯定会最强,然而面对一片混乱,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却显得镇静自若,个个拿出多年练就的看家本领,都正襟危坐,虽然也伸臂摆腿,但那几下就像早晨在体育场锻炼时一样,始终被无形的“度”在制约着。当然,此时的人们是没有闲暇工夫比较台上“气功场”和“政治场”谁强谁弱的。
梁怀念也上下挥舞着手臂,一招一式是那么有力,显示出强烈的爆发力和阳刚之气,有意无意中他似乎在向大家传递着信息:他永远是个拳击运动员,虽然在当前的政治舞台上刚刚挨了一拳,但他不会倒下,他正在积蓄力量东山再起,让打倒自己的人一定知道挨拳头的滋味,永世不得翻身。
人常说,朝中无人难做官。路山人都知道梁怀念在朝中有人,而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小人物,是在北京的大人物。所以一没突出政绩,二无好的口碑,他竟然接二连三地平步青云,官做到了地委书记。
贫下中农出身的梁怀念过去的确没有什么背景,小学毕业后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回家务了农,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黄土疙瘩打交道中,面对着永远连绵起伏看不到边的群山,他彻底绝望了,和邻村的一个大字不识一柳筐子的姑娘定了亲。准备结婚时,新疆军区来招兵,已经二十出头的他不顾父母和对象的反对,硬是参军当了炮兵。他人高马大,有的是一身傻力气,像武装越野、扔手榴弹这类力量项目老是拿第一,但对于那些用铅笔目测距离、用公式计算炮弹着落点这类动脑筋的问题,老是发愁得抓耳挠腮,像赶鸭子上架。本来他也像其他农村兵一样,当三年兵见个世面后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地球”,可在他即将复员时却时来运转了。那是在部队的一次实弹训练中,一颗炮弹像小孩要撒尿却被橡皮筋扎住了“鸡鸡”,卡在炮膛里前不能射后不能退,还嗞嗞地直冒青烟。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全班战士都吓傻了,呆在原地不会动弹,他却毫无惧色地把滚烫的炮弹退出炮膛,使出吃奶的劲头抱着炮弹顺着小山坡往河里跑,前后也就是几十秒的工夫,他抱着炮弹跑了大概有二十多米,刚扔出去就炸开了,大家全部安然无恙。受了轻伤的他还没有出医院,立了一等功的喜报就传了下来。凭着这个一等功,他突击提干当了排长,在部队又干了几年,后来因文化程度太差,只好转业回到家乡当上了禾塔公社武装部长,混到四十岁时当了公社书记,就在他自己也以为这辈子官只能做到这份儿上时,他的运气挡也挡不住又一次来了。
永川县是革命老区,早在大革命时期,该县就在现在的禾塔公社地界里成立了共产党的县委,当时闹红闹得在整个北方地区都很有名气。后来发生了大屠杀,国民党一次杀害了近百名革命者,活着的赶紧逃命,这一逃却逃出许多老干部。据有关单位统计,解放后全县仅健在的老干部就有八百多人,但因为他们大多没有一点文化基础,所以基本上人都还留在部队里,官也没能够做大,但只有一个却很例外,据说在一次反围剿中,他用刺刀挑翻了38个国民党,保护出一位我军的高级领导,所以没有文化的他几乎每两年就是一个台阶,到了一九五五年授军衔时,报纸上登出将军的名字,其中就有这个人,而且还是中将,看着报纸登的籍贯是永川县,当地人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忙着查过来查过去的,才知道中将的直系亲属一个都不在禾塔,不是当年被国民党杀害了,就是跑出去参加了红军,现在只有几个没出五服的亲戚。大家知道永川出去的人都不念及家乡,别说中将家里没有人,就是一些老家里还有兄弟姐妹、侄男侄女的,也没见他们拉扯一个出去。看人家邻县那些在外做官的,不是寄钱回家就是拉扯亲朋好友外出工作,而他们别说钱粮上帮忙,就是连个音信也没有,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别的老干部都纷纷躲回老家,禾塔籍的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都是忘记故乡的“白尾巴狼”。老乡们恨不过地赌咒:既然活着不见他们的人,他们死后连魂也不要回来。
就在禾塔人越来越淡忘了这些老革命时,有一天,那位中将突然要回家了。禾塔公社的通讯员是在头两天接到地区革委会打来电话的。那天晚上,公社的农机、水利、林业及通讯等几大员们正在喝酒,黑摇把子电话机像往常一样响个不停,一般在这个时候来电话的都是公社财政所、广播放大站等机关的人,他们不是叫喝酒就是叫打牌的。这边酒兴正酣哪有兴致去理,到最后丁零零的实在响得麻烦,不接不行了,通讯员嗞溜一大口酒灌进肚,才迷迷糊糊拿起电话,就听到对方说他是地革委的,接下来在一阵没头没脑的训斥后,要拿笔和纸记录,说后天中午十三点有一位“田道砭部队”的副司令员到公社里来,叫他们认真做好接待工作,吃饭要以地方风味为主,特别要注意干净卫生。通讯员放下电话问大家,你们听说过什么“田道砭部队”的副司令没有?大家说我们还是“田道兵部队”正司令呢!接着喝,别理什么破电话,就咱这个山乡圪崂里还能来什么司令?肯定是谁在开玩笑,他们随即把这事当成一碟小菜给下酒了。
通讯员听到的“田道砭部队”其实是铁道兵部队,副司令就是禾塔籍贯的那位中将。老头刚从“牛棚”解放出来不久,心情好得像放飞在蓝天上的风筝,舒展而灿烂。乘眼下还没有安排工作,老头突然动了回故乡看看的念头。那天,部队给他新调配了一辆十几万元的进口越野车,他一高兴,带了秘书、警卫和保健医生把车开出了城。和车一起配的秘书建议是不是给当地军区、军分区或者地方上打个招呼,叫他们提前安排好食宿,做好接待准备。老头却吊起了脸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清除“四人帮”的余毒,恢复发展生产、振兴经济,咱们不要给地方上添乱了。再说,打招呼无非就是想摆个谱,蹭吃个宴会,既糟蹋了人民的血汗钱,又使自己的肠胃难受,得不偿失。老头一席话,吓得秘书再不敢吭声。
但还是事与愿违。中将到了路山住进了地区招待所,他们几个的戎装还有那辆高级进口车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自然,身份很快便暴露了。面对这样的状况,中将铁青着脸摸兜里厚厚的补发工资,勉强住进了地区领导安排的三套间,也吃了几颗水果,可在饭桌上面对撤了上、上了撤、没完没了的佳肴美酒,他终于发怒了,这事要放从前他会立马掀翻桌子,但经过“牛棚”的锻炼,他学会了克制,只留下句“太不像话”,就退了席。事后,地区的领导了解了他的习惯,就安排了轻车从简的接待方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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