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利用“寄魂分身”治理朝政,并借助太祖“洪武皇帝”之威,参考了“永乐盛世”整合资源。
说起那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被后世颇多指责,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和大肆屠杀“建文帝”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之外,历史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
明朝“永乐年间”的整个国家财政年收入平均起来约为3000万两白银!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大搞“外贸垄断”,狂赚西洋人的钱,也不过才将财政年收入提高到3700万两银子而已,因为“靖难”之后,中原已糜烂。
但是,在朱棣登基后,参照“南京”城防来营建北京城,并先后五次北征蒙古,四次南征交趾,征服辽东,稳定西南,疏通并新开运河,派遣郑和下西洋,修建“武当山”的“道教祖庭”,同时还要修“永乐大典”。
上面说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但却少有人敢称永乐朝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因这其中不得比提一个人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
其实,以上种种原因都可归根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能使磨推鬼”。在这个集列朝所有“宏图伟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钱”字,更何况明朝商品经济发达。
夏元吉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于永乐元年(西元1403年)四月,收到了他任上后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的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也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乃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原因。
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使国家赋税大损。因此,朱棣很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之初,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
可是,这两位跟从朱棣而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受命此行,让朱棣甚为重视,以至于行前,明成祖朱棣还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治水之用。
两个月后,朱棣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任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保证“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而夏元吉则以身作则,经常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
旁人劝“夏大人”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于是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把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
从此以后,“苏淞农田大利”,真正做到了“苏湖熟,天下足”。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还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启动了。这说明,东方古国的水利工程技术远超同期西方!
对于夏元吉的江南治水功绩,就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妖僧”兼“国师”姚广孝也为此大为称赞,并认为夏元吉乃“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明成祖朱棣的荣宠,并且在荣归南京后也愈加器重他了。
不久后,夏元吉被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起了大明朝廷的“大账房”。于是,夏元吉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写文章”而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这其实在劝诫朱棣要避免“文字狱”。
经过一番开导后,朱棣终于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使得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学子和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等,从此得以重见天日。这使得明朝文化空前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夏元吉在“永乐时代”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和“永乐时代”的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比如造宝船下西洋;修建武当山“道教祖庭”;征服东北与西南;编修《永乐大典》;4次南征安南(越南)且每次动兵30万;5次发兵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没有雄厚的财力,根本就玩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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