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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的心里始终是阴暗的。据报道，贪官拒绝认罪并不是少数人，有13的贪官不认账，一半以上犯罪嫌疑人提出种种狡辩。这一比例大大高于抢劫盗窃、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案件。

贪官的邪，邪就邪在对人民力量的无视。这些贪官，在人民面前指手画脚惯了，总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们在罪证面前仍耍出“官”派头，这也不足为奇。其实，这是他们十分可悲的地方。他们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去思考其中的含义。在他们的心上，只有一个字：“我”——他们为“我”而追求、为“我”而奋斗。把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甚至只谈自己的利益，而不谈人民的利益。对人民利益的漠视，让他们无视人民的力量，总以为自己会搞掂一切。

贪官的邪，邪就邪在其人格的无耻。无知也好，无赖也好，无视也好，归根到底，还是这些贪官精神和人格上的无耻。贪官们的内心世界也许永远不会被我们掌握，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在心灵深处，已把自己完全赞同于为一般人所不齿的地痞流氓。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罪行万般抵赖、万般狡辩的贪官。他们总以为黑白可以颠倒，地球可以逆转、河水可以倒流。老百姓们常骂的“睁着眼睛说瞎话”，正是对他们人格最深刻的揭露。其实，这些贪官往往都为老百姓留下了可供指骂的“业绩”。就如王武龙，作为他贪腐之见证的南京“鼓楼隧道”，被南京人称为“武龙洞”，这将是王武龙无耻人格的写照。这样的贪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未出事之前，都喜欢用自己的党性来担保。王武龙的前任秘书接受审查时，王武龙就对调查者说：“我以党性担保，我的秘书没有问题。”有的贪官在组织上找他最后一次谈话时，也经常以“用党性担保”为挡箭牌，信誓旦旦，似乎让人无法不相信他的清白。这样的贪官，已无人格可言，其所谓的“党性”，也只能是他们人生最后一次无耻地玷污党的形象。

自古邪不压正。王武龙再“硬”、再邪，也斗不过正义！*同志“党与*水火不相容”的鲜明宣示，给王武龙们敲响了丧钟！

王昭耀：构建安徽第一权利家族（1）

安徽阜阳，一个因*而屡屡受伤的城市，从原市长肖作新夫妇*案起，阜阳的盖子不断被揭开：2003年，阜阳市原市长萧作新和其妻（劳动保障局局长）因贪污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被判处死刑与无期徒刑；2003年，安徽省原政法委副书记、曾担任阜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李和中，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03年，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二审判处死刑。

在担任副省长之前，王怀忠是阜阳市委书记。2004年12月，阜阳市委原秘书长张华琪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其妻姚舒皊受贿一案终审判决，判处张华琪无期徒刑。2005年，原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种永纪涉嫌受贿、贪污、私藏枪支弹药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2005年8月19日，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被免除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王昭耀在调任合肥之前是阜阳市委书记。

2007年1月2日，有安徽阜阳*窝案而牵出的王昭耀案终于有了结果：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昭耀死缓。

临危受命

早在王昭耀调任阜阳之前，阜阳的*就已经成为风气。政局混乱，领导班子不团结，干部人心惶惶，各方面都不景气。把王昭耀突然调至阜阳，令其上任颇有“临危受命”的色彩。在省里的强力支持下，“性格内敛，做人比较低调”的王昭耀很快稳住了形势。主政阜阳四年，王昭耀表现中规中矩，深得省领导赏识。自阜阳始，王昭耀完成了政治生涯的关键一跃——1993年2月，王昭耀出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又在1998年9月出任省委副书记，成为安徽省政治权力中心的重要一员。谁也没有想到，“临危受命”的王昭耀也没有抵御阜阳的*之风的侵袭，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并且正是早期“卖官”的始作俑者之一。

王昭耀的落马，让很多人唏嘘不已。在阜阳之前，王昭耀的个人奋斗史、典型事迹以及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都是值得肯定的。

王昭耀出身贫寒，1944年11月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镇后门王村，下有一弟一妹。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为了供王昭耀上学，家里卖掉了三间房屋，父亲被迫孤身闯关东。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王昭耀回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食堂有次发了一个粮食做的窝头，母亲舍不得吃，一直留着给在县城上学回家的他，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1963年，王昭耀考上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工程系。从学校到颐和园，坐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但他选择跑步。大学5年，一直是用砖头作枕头。当时在庭审现场的《方圆法治》记者韦洪乾说，说到动情处，王几乎泣不成声。

由于曾多次到梁山采访，韦洪乾靠当地人帮助，成了惟一进入王昭耀父母家的记者。他说，王昭耀父母都已年近90岁，现住县城一处就要拆除的两间平房中。家具很少，除了一个旧的布沙发，就只有一台大约21寸的彩电。

“他妹妹是普通农民，妹妹的两个孩子现在外地打工；弟弟王昭斌至今还是亦工亦农性质的工人”。韦洪乾说，王昭耀的发迹几乎没有惠及家人，在家乡，他因此一直以“清官”闻名。几乎没有人知道王昭耀身居要职，更想不到他是涉嫌受贿1500万余元的贪官。

王昭耀：构建安徽第一权利家族（2）

1968年9月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系（现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安徽宿县地区砀山县园艺场。1972年，当时的砀山县革委会主任到园艺场检查工作，觉得“学水利的大学生放到园艺场不合适”，就把王昭耀调到“生产组”当秘书。

“生产组”是“砀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简称，由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重要官员组成。几年的历练，王昭耀给领导们留下了“谦虚、谨慎”的印象，这为王昭耀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人脉基础。

砀山修护黄河，水利专业出身的他作为代表去工作。在工地上，他的专业特长显得异常突出。治黄结束后，王昭耀被直接调到了水利局，从此踏入仕途。

1976年，王昭耀升迁为砀山县水利局副局长，四年后转正为局长。1981年，37岁的王昭耀被提拔为砀山县副县长，1984年调任相邻的宿县任县委书记。1985年升任宿县地委副书记兼宿县县委书记，两年后又升为宿县地委书记。1989年，命运又一次垂青王昭耀。在宿县地委一把手的位子上仅仅坐了一年多的王昭耀，被调至当时安徽最大的地区阜阳出任地委书记。

王昭耀没有显赫的背景，为官全凭自己的奋斗。有两件事情一直都是他的荣耀：任宿县县委书记时，他是安徽省县委书记中惟一的省委委员；擢升宿县地委书记后，他又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48岁就当了安徽省省委常委。

王昭耀以“实干”成名，尤其是对“三农”问题的认知尤为突出。1989年3月，王昭耀刚上任，就组织了全地区范围的大调研，随后在行署提出要搞“农村基层政权、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基础教育”的“三基工程”建设，并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有位官员在接受媒体时表示，在那个时候能提出这样主张，的确算得上有魄力，甚至这样的主张都可以写进农村改革史的。

1993年前后，涡阳县新兴镇书记李培接苦于农民负担过重，邀请当时的地区行署调研科科长薛万青一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问题，开始在新兴镇做小规模的试点。1994年10月，这个镇的试验基本成功。但“上面”却把涡阳县的试验定为非法，认为违反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薛万青因此起草了《有益的尝试———关于涡阳新兴镇实行税费合一制度的报告》，交给阜阳行署专员王怀忠，王只签了个“阅”字，不敢表态。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王昭耀看完报告，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要求“建议扩大，一个县的试验范围”，并让“省里电话通知到调研科，要求再整理一遍”。这份重新整理过的报告先刊登在《安徽工作》上，后由《中国改革报》转载，影响深远。“先是确定太和县试点，然后推及整个阜阳，再到周边地区，然后安徽、江苏、湖北，直到全国”。1995年4月，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于阜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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