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6部分（第1页）

说，这大概只能归入于冲洗胃里的油腻一流，即作品，亦非饮，而是讲究吃的了。

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如战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告罗士打行和“聪明人”茶室等。告罗士打行和香港酒店的茶座，是珠光宝气的妖艳妇人和油头粉面的惨绿少年麇集之所，倒是“聪明人”茶座虽设在地下室内，却少繁杂的喧嚣，可以与至友数人作娓娓清谈。这里喝的除了纯咖啡与冷饮外，就是一樽利普顿红茶，是饮茶而非品茶。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茶叶的好坏便无所谓了。

后来到了重庆，应云卫经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剧团寄住在戏院对门，外进则是一爿茶馆。杭州的茶楼里有舒适的藤椅可以躺卧，重庆的茶馆里则有帆布或竹片拼成的躺椅；每到这里来，颇动我的乡思。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抗战后回到上海，以前只有洋人才能进去的饭店茶室，大者如华懋、汇中，小者如DD’S与塞维那，如今我们也能大大方方进出了。还是喝茶，但这已不是品茶，而是对于未来美好日子的期待了。

1989年国庆后一日，听风楼

秦瘦鸥：俗客谈茶（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我们上代人留下来的两句老话，尽管此刻已经很少人再提起，大部分的小青年同志甚至根本没听说过，但不可否认，今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依然是绝大部分人日常生活中的最低需要，缺一不可。自然，也有少数人例外，七事之中，缺一缺二都不在乎。例如有些人因病遵照医生嘱咐，长期忌食加盐的菜，亦无损健康。而我，大概由于身无雅骨，对茶向来可喝可不喝，只要不缺白开水，一样好过日子。

记得自己还是个小毛孩的时候，我们那个虽然毗邻上海市区，却依然很闭塞的小城里面，不但没见过什么雀巢咖啡或雪碧、芬达之类的饮料，连问世最早的柠檬汽水或姜汁汽水，也只有极少数的家庭里才有。一般的老百姓要解渴，只有喝茶，但用的茶叶也决非什么乌龙、茅峰，都是不列等的粗茶而已，我们家中有一把锡制的大茶壶，约莫可装三四磅水，每天早上，我妈妈抓把茶叶丢在壶里，提水一冲，于是一家几口就随时可以去倒出来喝。我玩得累了，口渴不堪，往往懒得找茶杯，干脆探头咬住壶嘴，直接把茶吸出来，也不管什么妨碍清洁卫生。到了夏天，不能喝热的了，泡的茶就凉在大瓷碗里，让一家人解渴。

这里还免不掉要插写一次我童年时代所遇到的偶发事件。那是发生在我就读的小学校里的：有个姓葛的小学生，原来身子还不错，可渐渐地显得面黄肌瘦，精神委靡不振，终至休学回家。同学中纷纷传说，小葛害的是怪病。老师听他讲，由于他惯于把未泡过的茶叶放在嘴里咀嚼，日子多了，便成为“茶痨”。最后听说是有位高明的医生给他开了张方子，服后吐出许多绿色的小虫，他才得以康复。此事是真是假，我至今没弄清楚，但在我的脑海深处，却已留下了不可消灭的印象，到我成年后，不觉就养成了不喝茶的习惯。现在老了，也还是如此。有人误认为我必然常服人参之类的补品，故而忌茶，其实茶叶是否真会使补品失效，医学界至今尚无论断，何况我只是一个“爬格子”的老人，哪来这么多人参鹿茸？

茶是一种常绿灌木，不仅春间所生的嫩叶可作饮料，其子也可以榨油，其干坚密木质，可供雕刻，称得上一身都是宝。千百年来，经过人工培育改良，对气候土地的适应性更强了。我们国内绝大地区，几乎凡有人烟之处，就可以见到茶树（品质高下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喝茶这种风气，早已和吃饭饮酒一样，传遍全国。数十年来，我足迹所到之处，很少没有茶室、茶馆的。尤其是广州、香港、扬州、苏州、重庆、成都等地，新中国成立前茶楼林立，俨然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因素，茶楼已不再发展。有不少茶室则并入餐厅酒楼，成为经营项目之一。但并没有影响人们爱好喝茶的习惯，我看今后也不会吧。

至于骚人墨客，以煮茶品茗为乐，更是无以代之。唐代陆羽一生淹蹇，不事生计，独嗜茶成癖，著成《茶经》三篇，被后世奉为茶神。庸俗如我，当然不会忽发奇想，去找《茶经》来读，但在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看到曹雪芹所写宝玉、黛玉、宝钗等夜访栊翠庵，妙玉烹茶待客的那一段，也觉雅韵欲流，悠然神往。从妙玉所谈关于如何选择用水，如何掌握烹煮时的火候，以及非用名器不饮等等高论中看，似乎略同于现代人所说的“功夫茶”。排场如此讲究的饮茶仪式，1954年我在香港，居然也幸得一遇。那次是新闻界同道张世健、谢嫦伉俪在一家著名的潮州菜馆宴客，宾主酒醉饭饱之余，与张谢谊属同乡的菜馆老板曲意交欢，又捧出一套精美的宜兴紫砂茶具来，用炭火烹水，泡了两小壶高级的铁观音，由大家用鸡蛋壳那么大小的杯子来品尝。我也郑重其事地缓缓喝下了两杯，却还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那样，除了觉得其味特别浓，并略带苦味外，仍然说不出什么妙处，但看到阖座怡然，也就不愿败人清兴，妄发一言了。

秦瘦鸥：俗客谈茶（2）

今年“五一”节的下午，我应邀往访一位早年曾留学英伦的朋友，他家里是有喝下午茶的习惯的。过去我也在西方人家里喝过几次所谓Afternoon　Tea，觉得茶具很多，很讲究，但没有多少东西可吃，近于“掼派头”。如今大概因为年纪老了，食量锐减，除对咖啡、红茶外，只备几片吐司或饼干的下午茶倒也觉得很清淡，而素有暖胃消食作用的红茶也适合我的体质，所以那天喝得特别满意，后来就在家里仿照着招待过几次来友。我想一个俗人在生活上学得雅一些，也可算得是对精神文明的向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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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茶在英国（1）

中国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英国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热茶。40年代在英国去朋友家度周末，入寝前，主人有时会问一声：早晨要不要给你送杯茶去？

那时，我有位澳大利亚朋友——著名男高音纳尔逊·伊灵沃茨。退休后，他在斯坦因斯镇买了一幢临泰晤士河的别墅，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游泳，二是饮茶。游泳，河就在他家旁边；为了清早一睁眼就喝上热茶，他在床头设有一套茶具，墙上安装了插座，每晚睡前他总在小茶壶里放好适量茶叶，小电锅里放上水，一睁眼，只消插上电，顷刻间就沏上茶了。他非常得意这套设备，他总一边啜着，一边哼起什么咏叹调。

从二次大战的配给，最能看出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国一向依仗有庞大帝国，生活物资大都靠船队运进。1939年9月宣战后，纳粹潜艇猖獗，英国商船在海上要冒很大风险，时常被鱼雷击沉。因此，只有绝对必需品才准运输（头6年，我就没见过一只香蕉）。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在法国，咖啡的位置相当于英国的茶。那里的战时配给品中，短不了咖啡。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在钱能欣兄家中喝过那种“战时咖啡”，实在难以下咽。据说是用炒橡皮树籽磨成的！

然而那时英国政府发给市民的并不是榆树叶，而是真正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生产的红茶，只是数量少得可怜。每个月每人只有二两。

我虽是蒙古族人，一辈子过的却是汉人生活。初抵英伦，我对于茶里放牛奶和糖，很不习惯。茶会上，女主人倒茶时，总要问一声：“几块方糖？”开头，我总说：“不要，谢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喝锡兰红茶，非加点糖奶不可。不然的话，端起来，那茶是绛紫色的，仿佛是鸡血，喝到嘴里则苦涩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锡兰茶亦有“黑茶”之称。

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红茶（大多是“大红袍”）就只有去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至于龙井、香片，那就仅仅在梦境中或到哪位汉学家府上去串门，偶尔可以品尝到。那绿茶平时他们舍不得喝。待来了东方客人，才从橱柜的什么角落里掏出。边呷着茶边谈论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间，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觉把人带回到唐代的中国。

作为一种社交方式，我觉得茶会不但比宴会节约，也实惠并且文雅多了。首先是那气氛。友朋相聚，主要还是为叙叙旧、谈谈心，交换一下意见。宴会坐下来，满满一桌子名酒佳馔往往压倒一切。尤其吃鱼：为了怕小刺扎入喉间，只能埋头细嚼慢咽。这时，如果太讲礼节，只顾了同主人应对，一不当心，后果真非同小可！我曾多次在宴会上遇到很想与之深谈的人，而且彼此也大有可聊的。怎奈桌上杯盘交错，热气腾腾，即便是邻座，也不大谈得起来。倘若中间再隔了数人，就除了频频相互举杯，遥遥表示友好之情外，实在谈不上几句话。我尤其怕赴闹酒的宴会：出来一位打通关的勇将，摆起擂台，那就把宴请变成了灌醉。

茶会则不然。赴茶会的没有埋头大吃点心或捧杯牛饮的，谈话成为活动的中心。主持茶会真可说是一种灵巧的艺术。要既能引出大家共同关心的题目，又不让桌面胶着在一个话题上。待一个问题谈得差不多时，主人会很巧妙地转换到另一个似是相关而又别一天地的话料儿上，自始至终能让场上保持着热烈融洽的气氛。茶会结束后，人人仿佛都更聪明了些，相互间似乎也变得更为透明。

在茶会上，既要能表现机智风趣，又忌讳说教卖弄。茶会最能使人学得风流倜傥，也是训练外交官的极好场地。

英国人请人赴茶会时发的帖子最为别致含蓄。通常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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