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9部分（第2页）

“这下用不着倒时差了。我现在困极了。”他一脸倦容，眼皮都抬不起来了。

“干嘛把自己赶得这么紧？不要命了！”我给他盖上被子。

“一个人有什么意思？过去是没办法，现在有家了，还不赶着回来？再说，我是个急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着，鼾声已经响起来了。

美国去年有一本畅销书，书名是《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水星来》。其作者认为，男人和女人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女人永远都想把男人改造成她们心中完美的模样，而男人呢，则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够完美了，于是两下纠缠不休。

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事后，他总开玩笑说：“物极必反，等我老了以后，肯定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老头，你耐心等着吧。”有了这样的承诺，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干脆放弃了改造他的念头，接受了他的存在。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时而畅想一下悠闲平和的老年生活。

而时下，我们正年轻，正天马行空。

我们一直在搬家。为了结婚，他把加里福尼亚的房子卖了，搬到了纽约；为了陪我一起回国定居，我们又把纽约的房子退了，搬到上海。

“哪儿是我们最后的家呀？”我问他。

“有你在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初送我的那捧红玫瑰。每一朵都是那么完美。关了灯，月光从窗口透进来，那些丝绒般的花瓣折射出柔和的光泽。

真的，我们俩很知足：我们的相遇并不算太迟。爱情，在这个很多人听见就露出怀疑眼光的时代，我们俩相信。

有一位朋友曾提醒我们：”肯定会有人说闲话的，说你们一个有名，另一个又是做生意的。”其实，已有传闻说，杨澜嫁给一个又矮又丑的老华侨，还要神秘地加上一句：“不过，听说很有钱。”

我说：“这些人的想象力的确不太丰富。”

他说：“我们自己开心就行了。”

话虽这么说，毕竟还是凡人，有烦恼的时候。有人说我和他回国定居是因为在海外混不下去了，说他是想靠太太的名气赚钱。我真的愤怒了：做人怎么这么累呀！有人出国不回来吧，说人家不报效祖国；我们回来吧，又说风凉话，横竖把别人往环处想，只有这样心理才平衡吗？！

我知道他争强好胜惯了，凭自己的才干在美国创下一块天地，从来没受过这种气，真替他不平。他苦笑着说：“谁叫我娶了个有名的太太？说不定还有人会叫我‘杨先生’呢。嘴在别人脑袋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你可不许灰心，别没出息！”

“杨澜，你多幸福埃我真有点儿妒嫉你。”我的正被感情困扰着的女友这样对我说。

当我把这话传达给他时，他大大咧咧地说：“我本来就不错嘛！”不瞒你说，我欣赏他的这种自信。

正是凭着这种自信，他十九岁时只身去法国求学，兜里只揣着四十美金；又是凭着这种自信，生活无着的他没日没夜地在餐厅里打工，挣学费、生活费。一天，又饿又累的他在切菜时险些把手指切断。老板立刻甩过来一句话：”我可不负责医疗保险。”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粗粗地裹了一下伤口，又干了起来。他对我说过，当时他脑子里想起了韩信。

我坚信，一个胸怀大志却又能忍受艰苦和屈辱的男人，是最了不起的，他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懂得珍惜世间真情，懂得体谅人情冷暖。

每次去纽约的中餐馆吃饭，他都给服务员不少小费，特别是那些从大陆来的。

“看见那位专为客人倒冰水、收盘子的四十来岁的人吗？一看他的手势，就知道是新手。这是餐厅服务员里干活最累，小费最少的活儿，刚进来的人才被分配做这份工。负责点菜的服务员把所收小费的10％给他，他每晚干五六个小时，连工资顶多得二十几块美元，同是中国人，还经常被资格老一点儿的人欺负。”说起餐馆里的事，他样样在行。

吃完饭，他特意给那位中年人小费，那人谢个不停。大家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那人在国内是机关里的干部，陪读来到美国，刚到一个月。“唉，有点儿吃不消。看来出国前精神准备还是不够。”那人苦笑着对我们说。“上帝对我们俩儿真是眷顾，”出门时他感慨起来，“你看人家四十多岁了，还要从底层做起，不容易埃”街边有个中国老汉，看样子六七十岁了，正在卖肉包子。当时正刮着大风，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这老汉失望的眼神。风把老汉的皱纹吹得更深了。

他走上前去，一口气买了二十个包子。

“够我们吃一阵子的。”我挽着他的手臂往家走。

“这么大年纪还不能呆在家里享享清福。”他自言自语道。

我认真地建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又穷，也出来卖肉包子吧。

到时候，我们就叱喝说：‘吴记肉包子，又鲜又香喽！’”命运无常，谁也不可能一直走上坡路，甚至刻苦努力也不一定保证成功，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罢了，就像赌场里传出的永远是头彩的消息，至于那些不赔不赚或输得精光的人，大家尽量不去注意。今天的名与利是我们的劳动所得，问心无愧；明天即使名利淡去，也还有脚下一块坚实的土地；那就是我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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