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94部分（第1页）

运道与马头涌道之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园，园中仅一方石，刻“宋王台”三字。此石虽系原物，却非原貌，也不在原处。宋王台本来靠近九龙湾，距九龙寨城以南约数百米，有一座小山，山顶一块未经雕琢的浑然巨石，正面榜书“宋王台”三字，右首题款为“清嘉庆丁卯重修”，当为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自南宋沦亡，经元、明、清三朝，数百年间，宋王台遗迹一直得以保存，当地人民引以为自豪，即使在英占九龙之后，港英政府对于这处古迹也不敢造次，将宋王台所在的小山命名为圣山（Sacred　Hill）。1915年，香港大学赖际熙教授呼吁港府保护宋王台古迹，由绅商李瑞琴出资赞助，在巨石周围构筑石垣，重树牌坊，镌联曰：“一声望帝啼荒殿，百战河山见落晖。”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占香港时期，日寇为扩展启德机场，借口宋王台妨碍飞机起落，将巨石炸裂为三，抛落山脚。日寇投降之后，港英政府继续扩建机场，把圣山也铲平了，昔日的宋王台遗址便成为启德机场的一部分。后应九龙街坊会的请求，港府派工人把日寇毁坏的残石切割整理，另迁新址，即今天的宋王台公园，于1960年开幕。所幸的是，残石中间部分“宋王台”三字及有首题款完好无缺，历六百年沧桑的“宋王台”刻石遂得以重见天日，传之久远。

宋王台公园有一座石碑，上刻《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其辞曰：

宋皇台遗址在九龙湾西岸，原有小阜名“圣山一者。巨石巍峨，矗立其上，西面横列元刻”宋王台“榜书，旁缀”清嘉庆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吁请政府划地数亩，永作斯台遗址，港绅李瑞琴赞襄其事，捐建石垣缭焉。迨日军陷港，扩筑飞机场，爆石裂而为三，中一石摩崖请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复后，有司本保存古迹之旨，在机场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辟地建公园，削其石为长方形，移实国内，藉作标识，亦从众意也。考台址明、清属广州府新安县，宋时则属广州郡东莞县，称”官富场“。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门，以景炎二年春入广州。治二月，舟次于梅蔚，四月进驻场地，尝建行宫于此，世称”宋皇台“。或谓端宗每每慈息于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跸古塔。九月如浅湾，即今之荃湾也。十一月元兵来袭，乃复乘舟迁秀山。计驻于九龙者，凡十阅月焉。有宋一代，边患迭兴，西夏而外，抗辽、抗金、抗元，无宁岁。洎夫末叶，颠沛蒙尘，暂止于海氵筮一隅，图匡复兴。后此厓山，君臣所践履者，同为九州南尽之一寸宋土，供后人凭吊而已。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于本纪附二王，致误今名。是国日”宋皇台公园“，园前大道日”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离播粤也，宗室随而南者甚众，后乃散居各地，赵氏谱牒，彰彰可稽。抑又闻之圣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卫王囗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杨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并及之，以备考证。

一九五七年岁次丁酉冬月，新会简又文撰文，台山赵超书丹。而选材监刻，力助建碑，复刊行专集，以长留纪念者，则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这篇《碑记》中所说有关宋王台故实，大体上是不错的。宋末二王驻跸官富场，在宋人撰《填海录》、《二王本末》、明人撰《压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记载，清康熙《新安县志》称：官富山“在佛堂门内，急（汲）水门之东。宋景炎中，帝舟尝幸于此，殿址犹存。”清嘉庆《新安县志》也称：“官富驻跸，宋行朝录记载，丁丑年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北帝庙。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磐石方平数丈，昔帝囗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统志》。“官富山在新安县东南七十里，又东十里有马鞍山，脉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检司在新安县东南八十里古官富场，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于官富场，即此。”官富巡检司的驻地，大体在今之九龙寨城一带，所辖范围也大体相当今之香港地区，所以，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与香港地区的这一段因缘应是可信的。

但《碑记》中尚有可商榷之处。择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记》中说到“九月如浅湾”，随即注明“即今之荃湾也”，而前面一句“其年六月，移跸古塔”，则语焉不详，“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载“古塔”，《填海录》则作“古墐”，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古塔”实为“古墐”之误，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马头围”，如是，则为宋王台遗址又添一佐证。

第二，《碑记》中称“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因而改称“宋皇台”，为其“正名”。我意以为，此举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军占领宋都临安，益王赵囗和信王赵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当年五月初一，益王赵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囗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景炎二年四月驻晔官富场，赵囗为“皇”，而赵囗仍为“王”，他继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赵旱病逝囗州之后的事，所以在驻跸官富场时，人们仍沿用过去的习惯，并称二人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来，若称“二皇”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了。因此，我以为，“宋王台”之名并无不妥，无须强改古称而“正名”。顺便说一句，嘉庆《新安县志》中“昔帝囗驻跸于此”一语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昔帝囗偕卫王囗驻跸于此。

帝囗与卫王囗后来为元军所迫，由官富场一路转战，流落于调州，帝囗病逝，卫王囗即位，改元祥兴，后又转战于厓山，祥兴二年二月初六，败于元将张弘范，陆秀夫负少帝囗蹈海殉国，南宋的悲壮历史至此结束。

但这里又生出一桩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里？对此，史家又有两说，各持己见。

一为“囗州即大屿山”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吴莱《南海人物古迹记》称：“大奚山在东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屿。”陈仲微《二王本末》称：“大军至次仙澳，与战得利，寻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广之东莞县，与州沿相对，但隔一水。”1926年兴建石壁水塘时，在东涌、大澳一带曾发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铜钱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号的铜钱，距帝囗入粤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香港大屿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许地山、罗香林、叶灵凤等诸位先生以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均主此说。如此说成立，则宋末二王与香港的关系就不仅是驻跸官富场，而更加密切了。

一为“囗州在化州”说。饶宗颐先生力主此说，曾有专著《九龙与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项佐证，竭力批驳“囗州即大屿山”说，认为“囗州”在雷州半岛旁边，属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据是，《填海录》称：“……欲往占城不果，遂驻调州，隶化州。”《压山集》称：“帝舟次于化之囗州。”邓光荐《文丞相传》称：“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杂识》注称：“囗州在化州。”

此二说各有所据，互不相让，迄今尚未有定论，且留待识者作进一步考察。又，古籍称二王行踪尚有“丁丑正月，帝舟次于广之梅蔚”一语，一些学者试图证明“梅蔚”即今大屿山之“梅窝”，亦尚未得确证。但无论囗州是不是大屿山，梅蔚是不是梅窝，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转战香港一带则是毫无疑问的。

抗英志士邓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装抗英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领袖人物，他们本是当地乡绅，在族人和乡邻当中素有威望。当时担任港府辅政司的骆克曾开列一份《有关乡绅及长老之保密名单》（见《关于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书》第53页，原载1899年4月24日殖民地秘书处密件第三号），其中的一些人即为抗英领袖，邓菁士也在名单之内，列在“元朗洞”之“厦村”，英文名写作“Tang　Tsing—sz”，汉文名写作“邓菁士”，这是在港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邓菁士的名字，后来的一些有关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几次出现。由于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为主”，目前我们见到的出版物多数沿用“邓菁士”字样，也有的写作“邓清士”。

邓菁士的事迹流传甚为简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关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读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书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错了，把他当作吉庆围的人，说吉庆围出了个邓清士，他振臂一呼：“乡亲们……”如何如何。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因为在“新界”乡民武装抗英失败之后，港英政府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新界”人民处于港英统治之下，那段悲壮的历史被埋没、被歪曲，以至于大量史料散失，如今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是困难重重。

我在采访中得到邓氏后人的帮助，据厦村籍邓兆棠医生提供的材料，邓菁士为厦村新围人氏，系邓氏二十四世祖，《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有如下记载：

国学公名芝槐，字弼才，号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库诞献公长子也。补国学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锡龄。公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终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时，享寿五十二岁。

由是可知，“邓菁士”、“邓清士”的写法都是不准确的，应为“邓菁士”，而且“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号。

邓菁士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换算为公历应是1899年7月31日。根据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的报告，在港英当局的武装镇压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截止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后“新界”地区归于港英管辖之下，港英并且于5月16日将九龙城、深圳和沙头角同时强行占领。那么，邓菁士在7月31日由于何因死于何地？邓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邓菁士在领导抗英斗争失败之后的下落，有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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