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45部分（第1页）

，不跟旁人家杂处。

除非你怕同外界隔绝，否则战前的郊区生活是非常愉快的。那里的老房子宽敞，新房子漂亮。大萧条时期，花一两万元就可以买一座很大的房子了。虽然现代化设计的崭新建筑各处都有了一些，但人们还是喜欢十五六世纪都铎式的或者殖民地时期的式样。当时，剪草砍柴是杂工们的事，做父亲的只管打高尔夫球，母亲只管种花，小伙子和姑娘们星期六晚上就到俱乐部去跳舞。这里没有你争我夺的情况，衣服时兴穿灰色法兰绒。谁要是行为不端，俱乐部就会把他开除。夏天晚上，一家大小团坐在院子里，草坪上摆着各种家具，其中有一张摆动式的沙发椅，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不过青年男女却受不了。参加晚会的姑娘谁也不穿蓝斜纹布长裤，那是西部各州放牧的牛仔和干粗活的人才穿的。青少年自有其流行的风尚，但是他们都希望像上一代那样有体面，有地位。看来他们是会一帆风顺的。即使发生战争，人们也还认为出身名门的青年一定会当军官。军队里也是这样看，因此特权阶层之在军界世代相传，产生形形式式的影响，当然是势在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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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美国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歧视黑人实际上已成为军界的规矩。1940年，美国陆军里只有两个黑人当上军官，海军一个也没有。黑人士兵通常都集中在“港口”运输大队里，为舰艇装卸军用品，只有三个团肯收黑人当战斗兵。黑人水兵只能在伙房工作，如果运气好的话，就穿起白上衣在餐厅服侍军官，一听吩咐就深深一鞠躬。1942年初，艾森豪威尔搜集了一些材料，都是关于所谓“军队中的黑人问题”的（谁也不认为这同时也是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他觉得确实难搞，但是他到底前进了一步：战地记者报道军队里种族歧视情况的稿件，他不许扣发。有些记者反对这样做，怕国内“捣乱分子”会把新闻加以渲染，可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反问：美国打这一仗，究竟为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们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就可能指出，那里的州议会早已声明美军作战就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世界大战前夕，种族偏见在美国各地农村越来越厉害。犹太人的境遇本来已经够惨的：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不能插足；进医学院读书有名额限制；好些职业规定“只收基督教徒”，犹太人就没门了；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有一次还在国会会议厅里大骂某新闻记者是“小犹太鬼”，别的议员竟不吭一声。但是，以程度而言，反犹太主义还远不如反黑人的种族主义那么厉害。参议员西奥多·G。“大人物”·比尔博跟兰金一样，也来自密西西比州。此人颇有几句足以使会议生色的名言，如：“我们南方人必须把种族界线划得更清”；“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白人才有宣讲的权利”；“咱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同情黑鬼的北方朋友们，你们见鬼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复活节彩蛋游戏，白人儿童上午9时30分举行，黑人儿童下午3时30分举行。”这固然是在南方，但是北方的种族主义也同样猖獗。国会不肯做出禁止对黑人施加私刑的决议。有人说，在某一联邦工赈营里，“黑人妇女住地只是用布幕隔开，就算是屋子。”这是事实，但是自命开明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却说是造谣。在著名的莱因兰德离婚案里，男方在法庭声称不知道妻子是个混血种黑人，妻子只好当众把上半身衣服脱光，证明丈夫早该知道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很爱听《阿莫斯和安迪》这个侮辱黑人的广播节目，但是他却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黑白人种之间的纠纷，有很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芝加哥有一家有名的黑人办的报纸，叫做《保卫者》，曾警告南方黑人读者不要对北方抱什么幻想，因为北方也并不欢迎他们。

留在南方又怎么样呢？不但要饱受尤金·“巡捕”·康纳（当时已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警察头子）之流恶棍的侮辱，而且得在城里靠634元的收入混一年日子，在乡下还只有566元。黑人知道，如果搬到纽约或底特律，收入就会多一倍，因此开始陆续向北方迁移，后来总数竟达100万。但是到了北方，虽有足以糊口的工资，却还是挤在城市黑人贫民窟里。为了解决衣食和读书问题，他们就要受到社会歧视和无数挫折，其代价之高，着实可怕。60年代起而造反的黑人，就是这些年里在北方贫民窟里出生的孩子。

早期的黑人著名人物中有许多音乐家，以及像杰西·欧文斯和乔·路易斯这样优秀的运动员。体育专栏作家们说路易斯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职业拳击家（当时他已经九次保持冠军头衔），而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说：“我比拳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有这样，别的黑人孩子将来才能跟我一样有个出头机会。如果我干不规矩的事，就对不起他们了。”在他的崇拜者当中，有一位名叫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在自传中写道：“当年的黑人男孩，刚会走路，就想当褐色轰炸机的接班人。”【马尔科姆·艾克斯是黑豹党领导人。“褐色轰炸机”是乔·路易斯的绰号。——译者】

美国最优美的音乐，有些就是在这个年代灌了唱片的。但是白人对黑人音乐家却如此歧视，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本尼·古德曼打破了种族界线，让黑人特迪·威尔逊参加自己的乐队，饭店经理却不让他在舞厅同乐队一起演奏。在纽约，艺术精湛的杜克·埃林顿乐队可以在百老汇大街洛氏国家剧院演出，但不能在百乐门和斯特兰德两家剧院上演。至于到各地的巡回演出，情况就更糟了，光是每天找地方吃饭睡觉就受不少气。古德曼有一回带乐队在南方演出，警察竟要扭送黑人领唱莱昂内尔·汉普顿进监狱，幸亏警察局长来了，这人是个爵士音乐迷，汉普顿才得救了。黑人女歌唱家比莉·霍利戴在旅馆出入，不能走前门，只能走后门。底特律某剧院经理觉得比莉皮肤不够黑，不便和黑人一起上台，于是她只好再把肤色弄得更黑。有一次她谈到跟阿蒂·萧乐队到南方演出的经历说：“我每次吃饭、睡觉、上厕所，几乎都要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斗争一番。事情竟然弄到这种地步！”

不过他们有时也能出一口气。珀尔·贝利谈过她在芝加哥某中国饭店怎么跟对方顶嘴。她说：“有个中国服务员走过来，他说的话我半句也听不懂，但是最后一句总是‘我不接待’。够了！于是我也用东方人的腔调对他说：‘你以为我到美国是来摘棉花的吧？可是我也听说你们到美国是来洗衣的。老兄，还是接待接待吧。’你猜怎么样呢？他真的接待啦！”莉娜·霍恩在第一批战俘营里也公然傲视白人，做出精彩表演。当时战俘营营长叫德国俘虏都坐在前排，而负责监视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反而坐在后排。莉娜心里冒火，于是走下舞台，慢步通过前座，背朝德国俘虏，面对黑人同胞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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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本想把民权法案的制定工作推迟到战后去办，但有时形势迫人，不能不采取行动。黑人领袖们眼见联邦政府虽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防工厂，但向这些工厂申请就业的黑人总是吃闭门羹。因此，1941年春，卧车服务员兄弟会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就对总统说：政府实际上用公款来支持种族歧视，如果这样干下去，他就要搞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向华盛顿进军了。总统犹豫不决，于是伦道夫就对会员们进行动员，决定7月4日游行。罗斯福怕工人上街会打破全国团结一致的局面，终于在6月25日让步了，公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设立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各厂主、各工会“在国防工业中都要给一切工人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就业机会，不得因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视。”命令虽下，却没有认真贯彻。黑人领袖们本来希望颁布一个行之有效的命令，现在感到失望了。然而，这件事到底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自此以后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黑人工人运动，向历届总统都进行挑战。

在政府内部，对美国黑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最为敏感的是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二人，他们的共同努力在战前美国民权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玛丽安·安德森【玛丽安·安德森，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最初在欧洲演唱出名，1935年回美国后更名噪一时。——译者】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歌唱家，连托斯卡尼尼【托斯卡尼尼，意大利乐队著名指挥，曾于1926～1936年指挥纽约交响乐团，后来又担任美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译者】也对她说：“你这样的嗓子，百年才出一个啊。”但她是黑人。她刚打算在宪法大厅举行一次音乐会，却被一个名叫玛丽·约翰逊的机灵促狭的红发女记者打听到了，便想使坏。她知道宪法大厅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产业，于是去拜访主席小亨利·罗伯特夫人，问革命女儿会对这事态度如何。罗伯特夫人断然回答说，我们有权管，这个计划休想实现。从此以后，安德森也罢，别的黑人歌手也罢，都不能在宪法大厅演出。

下一步棋该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走了。他认为，想使社会公众注意革命女儿会的种族偏见，有个好办法：让安德森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露天音乐会，不收门票。安德森同意，协进会同人都觉得最好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于是伊克斯便出而帮忙，因为未经内政部长的同意是不能在纪念堂举行音乐会的。伊克斯知道了革命女儿会的做法，就给白宫挂电话，这时总统正要动身前往温泉，伊克斯请他稍等，见面谈了再走。罗斯福了解后，就命令伊克斯安排开一次露天音乐会，规模越大越好。

这时，罗斯福夫人宣布了退出革命女儿会，并接受怀特的建议亲自和伊克斯连同好些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男女名流担任发起人，组成一个极其显赫的赞助委员会，促成安德森演出。这么一来，革命女儿会主席先前的所作所为，便为音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宣传资料，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在被邀请当发起人的名流当中，有几个借口自己所处的地位不便过问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参加，但是绝大多数都来了，包括全体外交使团在内，听众共达7。5万人。从开场的《美国颂歌》到收场的《我的烦恼谁也不知道》，听众听得着迷了，听完之后纷纷离座奔向歌唱家，霎时间全场沸腾，几乎出乱子。怀特看到一个穿着过节服装身材细长的黑人女孩也走到前面，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满脸热泪。这人虽则年轻，但从她的手指看来，显然是干粗活的。怀特后来说：“看这个女孩的眼神，就知道她心里是在说：安德森做得到的，我也能做到。”

这个不平凡的事件引起了千百万人的注意，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人一心只想国家大事，甚至不能认为他们经常在关心什么是非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那时都只沉溺于个人问题、身边琐事之中，或者只谈本行，不管别的。甚至在底特律市，虽则工程师们已经在研究意大利菲亚特牌轻坦克有什么弱点，可是最普遍的话题不外还是商品销路。就销路来说，这一年看来将是底特律最好的一年。汽车行已经卖出了五百万辆，各厂经理无不得意忘形，前来联系工作的英国军官看了不禁惊讶不置。亨利·福特起初宁愿工厂关门也不愿意签合同搞军工，接着又坚持不管怎样也不为加拿大造飞机，这就使英国人更加震动了。哈特福德市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负责为“驱逐机”（即现在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没法完成。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项价值1。31亿元的合同，负责生产1000架B…26轰炸机，但据最后消息，上了装配线的只有20架。

在好莱坞，女演员桃·拉摩把她演《丛林艳史》时所穿的纱笼捐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艺术博物馆。这个设在洛杉矶的博物馆，只好接受，小报作家卢韦拉·帕森和赫达·霍珀还对拉摩的慷慨行为表示赞扬。但是在市内另一个地方，刚去世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停放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多萝西·帕克（1893～1967年）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记者。——译者】在他的跟前站了好一会，悄然叹道：“可怜的小混蛋啊！”这年是名作家相继谢世的一年，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年），英国女小说家。——译者】四人的死讯在半年之内先后传来。

1941年，发行历史长达110年的《波士顿实录晚报》停刊了。这是个不吉之兆：此后便有好些美国报纸陆续停刊，虽然过程很长很慢，却在逐日增多。过了20年，停刊的日报竟占总数14。由于《实录晚报》的编辑都是哈佛大学校友，哈佛对该报停刊特别表示惋惜。这是因为当时哈佛同所有处在变革时期的大学一样，新思潮奔腾澎湃，特别需要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W·H·奥登（1907～1975年），是由英国移居美国的诗人。30年代是英国左翼作家的领袖，后于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译者】出版了诗集《不安心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威廉·巴雷特（1900～？），作家兼翻译家。——译者】印行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使非沙文主义者无不为之震惊，而《凯尼恩评论》所登的约翰·皮尔·毕晓普【约翰·皮尔·毕晓普（1892～1944年），美国诗人兼小说家。——译者】的文章则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认为，欧洲发生危机，正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他欢迎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美国，而且认为他们来了就会留下不走。他写道：“艺术在美国有发展前途，因为只有在美国，聪明人才既能进行探索，不受国家的阻挠，又能发表其探索的成果，不受权贵的干扰。”

当读者研究毕晓普这篇对美国民主满怀希望的文章之日，正是约瑟夫·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第十区当上了民选的巡回法庭法官之时。此公原先在乡下养鸡，后来半工半读，先后当过汽车加油站雇员、厨房杂工、烤饼师傅、筑路队挖土工，一直到法学院毕业。斯皮罗·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审查员。惠特克·钱伯斯现在长得胖胖的，穿着一身宽大难看的蓝衣服，脸色阴郁，在《时代》周刊当一名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还是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他在国务院官运亨通，如果静电复印机早在3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么他就不必用打字机偷抄文件，钱伯斯的指控也就无法证实，支持钱伯斯的尼克松能否因此名震全国，继而进入白宫，也就难以逆料了。回想这种种往事，还是挺吓人的。

1941年对体育专栏作家来说是个淡年。当然有个斯卑士柯特球队还可以写写：鲍勃·费勒【鲍勃·费勒，美国棒球选手。——译者】投出的球叫对方无法“全垒打”，乔·狄马乔则连续比赛56场都一打就中。但是卢·格里克【卢·格里克，即亨利·路易斯·格里克，外号“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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