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搬到他身边。于连带着书写用具坐下了。他数了数,十二个人坐在绿台布周围。
“索莱尔先生,”公爵说,“您到旁边的屋子里去,一会儿有人叫您。”
房主人显得颇不安,“护窗板没有关上,”他稍稍压低声音对旁边的人说,又对于连愚蠢地喊道,“从窗口看也没有用。”于连想,“我至少是被卷进了一桩阴谋。幸好不是通向格莱沃广场的那种。如果有危险,我也应该去,为了侯爵就更应该去。如果我有机会弥补我那些疯狂之举将来会给他带来的烦恼,那该多好!”
他一边想着他那种种的疯狂和他的不幸,一边察看周围的环境,直看得牢记在心,永远不忘。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他根本没听见侯爵对仆人说街道的名字;侯爵乘了一辆封闭的马车,这在他是从未有过的。
于连这样想啊想,想了好久。于连所在的客厅,墙上张着红色天鹅绒帷幔,饰有很宽的金线。靠墙的小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象牙十字架,壁炉上摆着德·迈斯特先生的《论教皇》,切口涂金,装帧豪华。于连打开书,免得人家说他在听。隔壁房间里,说话的声音有时很高。终于,门开了,有人叫他。
“请你们记住,先生们,”主席说,“从现在起,我们是在德·某某公爵先生面前说话。这位先生,”他指了指于连,“是一位年轻的教士,忠于我们的神圣事业,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很容易地把我们的发言的每一句话复述出来。”
“请先生发言,”他说,指了指态度慈祥、穿着三、四件背心的那个人。于连觉得直呼背心先生更来得自然。他摊开纸,写了很多。
(这里作者原想放一页删节号,“那样未免不雅,”出版者说,“对一本如此浅薄的书来说,不雅就是死亡。”)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不出六个月,就会让它沉下去。在妙趣横生的想象中有了政治,就好比音乐会中放了一枪。声音不大,却很刺耳。它和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必然会惹恼一半读者,并使另一半读者生厌,他们已经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了更专门、更有力的政治了……“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那他们就不是一八三0年的法国人了,您的书也就不像您要求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于连的记录有二十六页,下面是一个大为减色的摘要,因为依例要删去可笑之处,太多了会显得讨厌或不大真实(参阅《法庭公报》)。
穿好几件背心、态度慈祥的那个人(可能是位主教)常微微一笑,于是他那包着晃晃当当的眼皮的眼睛就射出一种奇特的光,表情也比平时来得果断。这个人,人家让他第一个在公爵(“什么公爵呢?”于连心想。)面前发言,显然是要陈述各种观点,履行代理检察长的职责。于连觉得他游移不定,没有明确的结论,人们也常常这样指责那些法官们。讨论中,公爵甚至就此责备他。
一番道德和宽容哲学的说教之后,背心先生说:“高贵的英国,在一个伟大人物、不朽的皮特的领导下,为了阻止革命,已经花费了四百亿法郎。请会议允许我稍许直率地谈谈一种令人不偷快的意见,英国不大懂得,对付波拿巴这样的人,尤其是当人们只靠一大堆良好愿望来反对他的时候,惟有个人手段才具有决定性……”
“啊!又在赞美暗杀!”房主人不安地说。
“饶了我们吧,您那一套感伤的说教,”主席生气地喊道,那对野猪眼射出了一道凶光。“说下去,”他对背心先生说。主席的腮帮和额头气得发紫。
“高贵的英国,”报告人接下去说,“如今已被拖垮,每个英国人在付面包钱之前,必须先支付用来对付雅各宾党人的那四百亿法郎的利息。它不再有皮特……”,“它有威灵顿公爵,”一个军人说,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求求你们,静一静,先生们,”主席高声说道,“如果我们还争论不休的话,让索莱尔先生进来,就是多余的了。”
“我们知道先生有很多想法,”公爵恼了,一边说,一边望着插话者,从前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于连看出这句话影射一件极具侮辱性的个人隐私。大家都微微一笑,变节的将军看来要大发雷霆了。
“不再有皮特了,先生们,”报告人又说,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就像一个对于说服听众已然完全不抱希望的人。“即便在英国出现一个新的皮特,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手段欺骗一个民族两次……”
“所以,常胜将军,波拿巴,今后不可能再在法国出现了,”插话的那个军人叫道。
这一次,主席和公爵都不敢发怒,尽管于连相信他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很想发怒,他们都垂下眼睛,公爵只是叹了口气,声音响得让大家都听得见。
报告人倒是生气了。
“有人急着要人赶快讲完,”他激动地说,把笑容可掬的礼貌和极有分寸的语言统统抛在一边,于连原来还以为那是他的性格表现呢。“有人急着要我赶快讲完,根本不考虑我作了多大努力不刺痛任何人的耳朵,不管有多么长。好吧,先生们,我讲得简短些。”
“我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对你们说:英国再无一个苏来为这种高尚的事业服务。就是皮特本人回来,用上他全部的天才,也不能欺骗英国的小业主了,因为他们知道,短短的滑铁卢战役就花了他们十亿法郎。既然有人要我把话说明白,”报告人越来越激动,“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帮自己吧。因为英国没有一基尼给你们,要是英国不出钱,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只能跟法国打一个或两战役,他们只有勇气,没有钱。”
“我们可以指望,用雅各宾主义聚集起来的年轻士兵在第一个战役、也许还有第二个战役被打败;但是第三个战役呢,即便我在你们有偏见的眼睛里是个革命者,我也要说,在第三个战役,你们面对的将是一七九四年的士兵,他们不再是一七九二年入伍的农民了。”
这时,三、四个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打断他的话。
“先生,”主席对于连说,“到隔壁房间去把记录的开头部分誊清。”于连出去了,深感遗憾。报告人刚刚谈到的种种可能性,正是他平时深思的主题。
“他们害怕我嘲笑他们,”他想。再叫他进去时,德·拉莫尔先生在发言,那股严肃劲儿,对于了解他的于连来说,显得很滑稽:“……是的,先生们,尤其是关于这不幸的人民,我们可以说:是刻成神像,桌子还是脸盆?
我要把它刻成神像!寓言家高声说。先生们,这句如此高贵如此深刻的话似乎应该由你们说出来。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行动吧,如此则高贵的法国会再度出现,差不多就像我们的先人创建的那样,就像我们在路易十六逝世前看见的那样。
“英国,至少它那些高贵的爵爷,像我们一样憎恨可恶的雅各宾主义:没有英国的黄金,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只能打两三仗。这足以导致一次有效的军事占领,例如德·黎塞留先生一八一七年如此愚蠢地浪费掉的军事占领吗?我不相信。”
这时,有人打断他,但被所有人的“嘘”声压住了。插嘴的人又是前帝国将军,他想获得蓝绶带,在秘密记录的起草人当中冒尖儿。
“我不相信,”一阵混乱之后,德·拉莫尔先生又说。他强调那个“我”字,那股傲慢劲儿迷住了于连。“这才叫高明,”他心想,一面走笔如飞,几乎跟侯爵说的一样快。“德·拉莫尔先生一句妙语消灭了这个变节分子二十个战役。”
“一次新的军事占领,”侯爵字斟句酌地说,“我不单单依靠外国。在《环球报》上写煽动性文章的那些年轻人,可以向你们提供三四千名军官,其中可能就有一位克莱贝尔、一位奥什,一位儒尔丹,一位皮舍格吕,不过最后一位居心不良。”
“我们没有能给他荣誉,”主席说,“应该让他永垂不朽。”
“总之,法国应该有两个党,”德·拉莫尔侯爵又说,“不是徒有其名的两个党,而是立场鲜明、判然有别的两个党。让我们弄清楚应该打垮谁吧。一方是记者,选民,一句话,舆论;青年以及一切欣赏青年的人。当他们被空话的聒噪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就有了花费预算这一切切实实的好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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