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6部分（第1页）

第二生产商，以增加政府的选择余地。但是，垄断可以将一切资源集中使用，其竞争力和效率都非同一般，对我的近期发展极为有利。短时间内，董氏公司必然，也很有必要一家独大。我只能在税收和政策上鼓励工商业发展，来降低董氏所属企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所占的比例，此比例民国元年必会超过90％。但是，这些政策，必然也是对董氏公司有利的。

这一时期，我在国内并没有太大影响。

民国元年1月末，根据隐龙社提供证据和线索，我出动了完成训练的新兵开展了‘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分子’的行动，简称‘严打’。这也算是安徽新军的传统了，训练结束的士兵，以对匪徒的实战来检验效果。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安庆法院的法官们，开出了四万多张逮捕令。行动之前，各地区警察以培训为名，被集中到警局。随后，警察配合新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严打’严厉地打击了犯罪分子，尤其是帮派势力和土豪劣绅，总计逮捕63941名涉案人员——有被抓现行的，牵涉案件十多万起。因为种种原因，当天没有被捕的相关人员，也在随后的通缉中，纷纷落网。这些案件审理了整整十一个月，刚刚完备的百余个法庭开始了高速运转，根据警察机构——主要是隐龙社，提供的确凿证据，对4352名案犯处以极刑，44891名罪犯被判处劳役等有期徒刑。其他人罪行轻微免于起诉，或无罪施放。经过‘严打’，安徽的社会治安大幅好转，有力的支持了下一步的建设工作，又打击了同盟会的势力。

4月，有不法分子——隐龙社的消息“和同盟会有关”，组织越狱，被看守驻军一举击毙137人，打伤350多人。消息一经传出，震动全省，轰动全国。

同盟会控制的报纸对我严厉谴责，指责我出卖国家利益，以权谋私，镇压民主云云，还翻出了我之前剿匪，被称为‘董阎王’的事。《安徽日报》则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同盟会勾结匪徒，横行不法，“……民主是法制下的民主，并不是说，革命党就可以杀人放火横行不法，……”，并为我辩护——“目前看来，安徽政府借款是为了教育建设，而南京政府借款则是为了吃饭嫖娼，……”。持公正立场的以《申报》和《安徽时报》为代表，支持我对匪徒的打击行动，认为‘严打’总体上，是有确凿证据的。同时，两者也认为，安徽的法律并不健全，审理过程也不是完全准确无误的，以权谋私是有一些，但“卖国”是无稽之谈——我签署的协议，与孙在民国初的公告和意图签署的条约差远了。

这样的新闻也就是一会的事，很快民众的注意力就被另一件事所吸引了。那就是“田中方受贿案”，也被时人称为“陈管家卖主案”——是其管家陈X举报的。田中方是实业司的一个科长，主管道路的修建，在工作中收取贿赂二万两。陈管家是看着田长大的，很受其信任。后来，陈管家知道了军政府重奖举报人的规定，辗转反侧了好几天。最后，自己当老爷的念头占了上风，还是将其举报了。田X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行贿者被判五年有期徒刑，贿赂被没收。但是，民众关心的焦点不是这个，民众更关心那一万两银子。要知道，安庆普通人家一年也就收入三十来两。

所以，《安庆时报》的记者给陈管家作专访时，首先就问，“奖励兑现了没有？”陈X是红光满面，十分高兴的回答：“兑现了，50％的奖金，免税，一共一万四千元。”然后，就开始为自己辩护，“……”，记者打断了陈的话，问他“奖励是不是他举报的直接原因？”陈反驳敷衍了几次，最后生气的反问“如果是记者是他，会怎么办？”记者在后面写道，“是啊，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办？我的报酬在记者里是高的，每年能有一千圆，除去10％的所得税，还有九百。如果我处于此种情况，我会怎么办？多半也会如此吧！”并把举报电话、地址附录在文章后面。

文章发表后，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影响有两种，一个是举报者突然间多了起来，最夸张的一位是失宠的小妾举报了其丈夫，然后，带着数万圆远走高飞鸟；另一种，很多人立志要做记者鸟。

在这一系列的案件中，有许多问题出现。比如文物、古董、字画等的价格如何确定，有很多人为该物品出示虚假证明，严重低估其价值。当时，又没有职业资格认定，无法吊销其执照，判刑又证据不足。于是，只能处以罚款，并因其多次鉴定失误，而取消其鉴定的法律效应。当事人，一个姓魏的老朝奉，以为没事了。相对来说，罚款只是小数目，取消不取消，也没有谁知道，过后一活动，也就没事鸟。谁知第二天一看报纸，就吐血了。法院以其罚款在各主要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宣布此事，并宣告其人的鉴定不再具备法律效应——等于砸了他的饭碗。像这样的鉴定名家，都很有门路。一直托人托到我这里，我当时的答复是，“事情有两个可能，一是确实走眼了，那是本事不行，既然看不准，还做什么鉴定；二是有意看错，那就活该了，没判他做伪证就不错了，找什么找。”

第19章

1月中，我在议会试图讨论通过《“土地村有”试行办法》，并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了宣传。尽管民生党在议会占据了绝对多数，尽管《办法》有着种种好处，但我仍然不得不挨个进行说服，详细地解释说服，并交换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所有地主的，三年的投资免税（投资优惠限额与土地价值挂钩），以及针对议员个人的，技术扶持，政策倾斜和同等质量下的优先采购权。2月底，议会以23票赞成，14票反对，6票弃权，刚过半数的票数，勉强通过了《“土地村有”试行办法》。没有办法，人们对土地的执着，还在我的预料之外，而议员们个个有钱，也就是说，个个有地在手。尽管这些人见多识广，比较开明，但没有足够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众位议员松口的。至于‘强制通过’此类的念头，一开始就被我否决了。开玩笑！如果这些有见识的都不能说服，还想说服那些乡下的土财主？我可不希望安徽暴乱不断，何况，建设的主力知识分子多半出自此类家庭。

与此同时，《“土地村有”试行办法》也在《安庆时报》、《安徽实业报》、《安庆日报》、《阁钞汇编》、《安徽俗话报》上刊登，引起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迅速由“‘土地村有’应不应该实施”——毕竟农民和地主都没有多少风险，属于极端的惠民政策——转移到“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如何，在议会通过后，“土地村有”没有任何法理上的阻碍，开始逐步实施了。

这是一个相当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公平合理地确定土地的价格’。许多农场管理培训班——也称作“村长培训班”——的毕业生，经过这一阶段，得出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地主和农民没有一个好东西”——这自然是偏激了，但反映了那时候双方都想占便宜的心理。直到几个月后，夏收结束，仍有不少地方没有结束这一过程。便采用了强制措施——由政府机构进行估价——由于是许多评估人员中的三个人分别估价，取合理数据的平均值，这三人彼此之间不见面，无法勾结，也就谁也不敢过于偏向。所以，这一过程基本是公平的。因为严打刚过，大大地震撼了民心，没有什么人敢于叛乱。偶尔，有人想不开，由于没有组织，也被迅速镇压了。但是，中国人民是智慧的——安徽军政府被告上安徽高等法庭，要求终止该《办法》的执行——该案审理时间长达一年半，待结案时关心的民众已经极少了。安徽军政府胜诉，理由是：法律保护合法性私有财产，但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经议会批准，征用私有财产，但须以相等价值补偿业主——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观念确有不同。

至于，到南京、北京告“御状”的，多了去，双方的电报公文，不知发了多少。无数的大人物和自以为是大人物的家伙给我写信，可以说，这一时期，我是中国收信最多的人。我能够体会后世改革者的压力了，电话还没有普及就如此，想想那时候不由打了个冷战。这时候绝对不能服软，我命人挡驾，其它人等一律不见。反正“现官不如现管”，我抗着“自治”的大旗，一概不加理会。同时，加紧了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并增加了半公开的士兵操练。总之，我是名声大振，完全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我唯一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就是收集了无数名人的书信，将来拍卖，也可以卖两个钱。

因为这一政策的广泛讨论和众多反对派，使其广为人知。政策规定的帐目公开，政务公开，也受到广泛的监督，贪污舞弊的情况极少发生——一旦发生，当事人很快会被法办。配合训练有素的巡警，舆论的宣传鼓动，以及效果显著的严打，这一政策执行期间，基本没有引发恶性案件。

《“土地村有”试行办法》规定的每村居民，虽然没有达到一千户，但也有八百多户了。这还是由于当时的基础建设和工厂招工，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否则，只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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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华是枞阳农校的毕业生，在“村长培训班”的成绩并不优秀，目前也是泾县的一个村长了。成为村长，固然想一展所学，为国为民，“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安徽都督董某语。但是，没有利益的诱惑，王文华是不会坚持下来的——减去原始出产后每年新增的部分的5％归村长所有。起码最初的三个月，王文华是每天躺在床上，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行”，并且天天念着那5％，咬牙坚持过来的。王文华没有仔细算过那会有多少钱，但一万一千多亩地，干的再次，产值也能比原来增加一倍，干个几年，怎么还不挣个一二万元。每当想这里，王文华的嘴就合不上了，老王家穷了几代了，可算是让我赶上了——枞阳农校的学生家里有钱的，那是凤角麟毛。

不过，钱也不是好挣的，要不是董都督下了大功夫，动员了新军和学生，广为宣传，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讨论地价的时候，差不多快要把王文华给愁死了。哎，谈到钱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想占便宜的！

不管怎么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每天早晨晨四五点种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修桥铺路修水利沼气，种稻豆麦玉米苜宿黑麦草，养鸡鸭鹅鱼猪羊牛马，晚上还要讲课——识字算数农活养殖天南地北，后来没有讲的就读报纸侃大山，总之，王文华忙的是不可开交。但是，一想到那5％，王文华就一点儿也不累了。

起初，自然是修建村小学。军政府为小学的成立提供了二千五百圆经费，主要用于购地和房屋、用具、体育设施的建设。学校的地大一点即可，无所谓贫瘠与否。所以，几十亩地也不过几百元。然后就是平整土地，和房屋建设——小学教室是村里最好的房子，红砖青瓦的楼房，极美丽。至于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田径场，及游泳池等设施，其实都很简陋。以足球场为例，就是一块空地，一边一个球门，平时连网都没有——那是比赛专用设备。

用钱比较多的是，各种用具，以及门窗、桌椅板凳等等。

王文华琢磨，怎么也得把劳务费挣下来。如果能自己做桌椅板凳和门窗，就更好了。王文华集中了村里几个会木工活的，几经努力，总算是把活包下了。然后，购买种子、农机具、大牲畜，以及牛犊、猪崽、鸡雏什么的，军政府提供的2万圆低息贷款——年息四厘，五年期——根本不经花。根据财会老师的提醒，王文华把工钱压的很低，以挖土方为例，一方土1分钱——几年后涨到2。5分一方土——要不然必然不够花。这样一来，一个壮劳力每月能挣1~2块钱，王文华勉强没有欠工资。

这一年年景不错，王文华又用心，黄村是丰产又丰收。一万只鸡卖了五千圆，四百只猪也卖了五千圆，鱼卖了一千两百圆，总共一万一千两百块——这基本就是这半年的新增收入——由于种植了牧草和饲料，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亩产量虽有所提高，但总产量差不多。玉米又要作为精饲料——这样来年饲料基本就够了，不准备出售，所以，计算收入时是不计入的。王文华盘算了一下，又买了台脱壳机，那稻麦脱不脱壳要差上好大的价钱。

我在皖省通电到村，由于农民集中居住，相对而言，政府还可以负担，电线的铺设只花了不到二千万。随农村位置的远近，电价为0。04~0。06元度。虽然和用煤油价格差不多，但农民开始用的也不多。主要是王文华、小学教师们和警察，这些吃公粮的人家，以及大户人家使用。此外，就是学校、王文华等免费开办的扫盲班和农业技术培训班在用。一般每户每月也就一二角钱。

果然，年终县里聘请的会计师审计了帐目，一项一项算给众人听，给原地主和银行结清利息，这半年的新增收入为一万零五百三十一圆，王文华分红为五百二十几圆钱。全村每户多分了十一块多，又分了三十斤猪肉，二十斤鱼，两只鸡，家家户户都很高兴。这些钱物，加起来不到二十圆钱，可相对原来的收入，今年也快翻番了。

＇注＇此时的粮食亩产在二石半左右，每石一百二十斤，田租五层。这样算来，一家五口每年至少需要十亩地，十石米，才能吃饱，也就是，三十块钱，安徽农民基本也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不遇到天灾人祸生病等情况，有时吃糠咽菜，还能添一两件新衣服。偶尔多一点儿，也就三几块钱。

王文华也并不感到失望，大头在后头。那四百头肉牛来年就能卖个二三万圆，每个月出栏的鸡猪羊也能有几千块，来年最少也能分红六七千。

王文华哼着小曲回家了，“为来年预备的两万圆该怎么花？种子必不可少，化肥和农药也要用一些——说是少用，少用也得用不是，农机具再添置点，还是用不了，要不，干脆把沼气池都改成水泥的，那钱又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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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一半的村长像王文华一样分红了几百圆；有近三分之一村基本持平，村长分红为几圆，甚至没有分红；其余五分之一的村折了本，有百分之一二的村亏损较重，村长不得不对村民百般解释——其实折本是按当年的帐目来讲，各村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些村的长期投资比较大，当年算起来就亏损了。真正亏损的也就是七八个村，只要不是个人私欲造成的，基本不会撤换——要换我也得有人手。但对那些运营管理能力较差的，由政府提供一个管理人员作为其本人的助手。管理人员工资暂时由政府垫付，过后，再在村长分红里扣除。管理人员通常与村长也有分红协议，在村长的分红里，管理人员一般能在村长的分红里分享20％~40％。聘请管理人员的，倒有不少，很多人其实并不擅长这个。

民国元年年前，我那个私人农庄改造成为一个食品公司——来福食品公司，并加大了投资，购进各种机器设备，在其之下设置了面粉厂、榨油厂、米厂、屠宰厂和罐头厂。然后，我将全部的股份分配给新军官兵，并叮嘱他们不要出售，这是给他们将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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