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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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不少同学开始接近我，朋友也渐渐多了起来。

打那次文艺晚会之后，连我后面的那两位同学也常会与我谈笑，此时我仿佛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欺侮过我。那两次偶然的举动只不过是我在非正常心态下的一种非正常感应而已。

特别欣慰的是，此后老师们也开始关注我了。上课时，有的老师的目光常会投向我，做作业或是测验时常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现场给我一些指点和启发；批改我的作业，不仅打勾打叉，错了的还会详细指出错在哪里，并会详细列举演算方法和过程；后面还会写上批语鼓励我或指示我的努力方向。有的老师偶尔还会叫我到办公室给我“开小灶”。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同学的和谐相处，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特殊关照，给我营造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氛围，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开启了我的智慧之窗。最重要的是从此树起了我的自信和自尊。这时我才体会到，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尊是多么重要。有了它就有了精神支柱，心里总是感到踏实，大脑总能保持清醒，言行总是觉得成竹在胸，各种功能好象总是处于最佳状态。

过去，我真有点害怕走进304班教室。总觉得自己是这里的多余之物，占着教室的位置，却不能体现教室的功能。现在，只要听到上课的铃声，就好象听到美妙动人的音乐，双脚就不由自主地踩着“音乐”的节奏步入教室，轻松地，不无快感地聆听老师讲课。在这种心态下听课，效果大不一样，记忆力感觉特好，老师讲的大部份能听出一点门道，听不懂的也能留下一些印象，供课后细嚼慢咽，理解消化。一个学期后，我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

对于学生的进步，最敏感的莫过于老师。此时我仿佛觉得，几乎每个科任教师都把我看成了能够体现他们教学成果的最佳人选。因此他们在我身上费的精力就非同一般。上课时，教室里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连问几个同学，有的不能回答，有的回答不够准确，有的回答不太完整。最后，老师就会和颜悦色地说：“金成同学，你来说说看。”有前面几个同学正反两方面的启示，有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理所当然地回答得好些。这就少不了老师的一番表扬和鼓励。我心里明白，我这是占了个大便宜啊！我更加明白老师之所以给我这种“特殊待遇”的良苦用心。

在老师的精心点化下，我听课的感觉越来越好，效率越来越高，有时甚至连老师讲课的某些纰漏也听得出来。有一次竟把一个年轻的物理老师开拆得面红耳赤。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少年意气，太幼稚可笑了！好在那位老师不但没有计较，反而对我更加关照。以至分别二十多年后，他仍对我印象在心，并曾给过我一次很大的帮助——这是何等高尚的师德啊！

此时对我的关怀和重视来自各个方面。连校部这一年也破例发给我一套本不属于学生享受的棉衣裤，更让我穿在身上暖在心。

我置身于春意浓浓、关爱有加的环境之中。虽然身体还那样羸弱，却每天都觉得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在极具激励效应的呵护下，我求知的欲望如日中天，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不久，我的学业跨入了全班前列。

四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过去，我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老师的培养和同学的帮助，一九六二年七月，我终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

第三章　初出茅庐　第一回

三、初出茅庐第一回

我们在共大就学，正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一九六一年上级突然通知：共大白云山分校停办，学生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只有沮丧和痛惜！准备卷起那床破被，扛起那只破木箱回到当年难以谋生、现在依然如故的家乡去继续那为挣几个工分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事业。

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我们正要动身踏上归途时，上面又戏剧性地来了另一道指示，说共大暂不解散，学生继续完成学业。我酸楚的心突然得到了抚慰，连日紧绷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现在毕业了，与其说为之高兴，不如说因此忧愁。

虽然这一批毕业生人数并不多，就我们一个班共六十一人。可老师说，国家困难，很多正规大中专毕业生都没有工作分配，我们就更不要作什么指望了。我又一次面临回老家的命运。这是我最不情愿的。

接学校通知，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踏上了回家的路，剩下的已为数不多。我嘴里不说，心里真希望学校能把我留下来，干什么都行，再苦再累也比回堎下强。

最后一批学生也走了，我果然被学校留下了。先是安排在学校新办的造纸厂劳动。新学期开学以后，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参加择师考试。

原来共大白云山分校没有被撤消，在校的学生就要继续上课，林学系需要增补一个专业课教师。而当时的许多干部和老师都在干体力活。听说需要增加老师，就有不少人找校领导申请这一岗位。因此学校决定以考试的方式择优录用。

参加竞争的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个刚刚毕业的乳臭未干的学生。这对我来说，犹如初出茅庐就正面迎“敌”，而且对方都是具有较高学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强手。其中还有一位是在南京林业大学进修两年后刚回来的青年教师。我想，要赢得这步入社会后的第一回合，还真需要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按学校规定，每个参选者必须通过两个关口。第一关是每人备一节专业课试讲。由校领导，教师和学生代表听课后评议优劣；第二关是实地操作，由专业课老师主考评判。两项综合优胜者中选。

我备的是《测树学》中的“径阶”一节。我毕竟是初登正堂，越临近上讲台心里越紧张。我便想了许多理由来镇定自己——我是刚毕业的学生，不象他们势在必得。即使没被选上，也不会丢了面子；我能与国家干部，国家教师同台较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引为自豪。该知足了，不必紧张，别跟自己过不去，也别跟他人过不去……。

可是，心里还是老会掂量，这第一回合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能被“择优”，岂不又上了一个台阶，对我今后的发展肯定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既模糊又清晰的东西总在脑中萦绕，尽管想了许多理由来放松自己，但是由这种求胜之心带来的一丝紧张却怎么也挥之不去。

当我走进教室，见宋景隆校长、朱世熹主任及很多老师都在坐，心里在瞬间就变得难以控制。但是，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我，如今的我比这更大的场面也多次经历过。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心理更成熟，胆子也更壮，临场应对的能力也今非昔比。

我不慌不忙地登上讲台，先把手里的讲义和教具放在桌上，不紧不慢地抬起头，不卑不亢地扫视了全场一眼，然后模仿正规上课的架式，说了声：“上课”。这几个动作是每个教师走进教室后，正式讲课前的必经过程。我凭着一个文艺爱好者得天独厚的优势，演绎得自觉从容流利。目的是为了平抑紧张的心情，为后面的正式讲课作序。

我的这一表现好象让所有听课的人感到有些意外。本来按正规上课的要求，老师说一声“上课”后，下面就有班干部叫一声“起立”，然后老师行一个礼，说一声“请同学们坐下”，再开始讲课。可是今天来听课的都是各班学生代表，大概系主任没有安排这一细节。当我突然说一声“上课”时，竟无人按常规呼应。而我的“上课”二字一出口，就顺理成章地等着学生的这一声回应。在僵持的一刹那，林学系的周主任马上示意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学生叫了一声“起立”，教室里就听见一片“哗啦”之声，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了一声“请同学们坐下”，接着就正儿八经地开始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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