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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不言而喻,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名字已小有名气了!”“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那是一九一○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做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苏轼、米芾、黄庭坚也多有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

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遐迩闻名。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一九一六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深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一九二○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传元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于战乱。胡传四十八岁那年,娶年方十七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一八九一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二十岁那年,赴美留学。他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二十四岁,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第二部分:前奏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2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六月离美。七月抵沪探母。八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后来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心。胡适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颗耀眼巨星也进入北大。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文。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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