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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

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

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怔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厥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潜』,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就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

第二天,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

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瘦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清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比如何要担处分了!』

『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罗┅┅』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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