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 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有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金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长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为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出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端了。瑞鹿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州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材,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连,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典檄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瑞麟的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末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天的功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决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得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韧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首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末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保案』,肃清福建广东残匪,出了力的人,固然个个有分;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计,夤缘请托,希翼在保案上加个名字。一时福州城内『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补,已搭上了线,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无不大为失望,因为靠山虽然未倒,却已移了地方,无可倚恃了。
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特地备好一个『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随折拜发。这个『附片』是专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称为『密保』,效用与开单『明保』,不大相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说是∶『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迨臣自浙而闽而粤,叠次委办军火军糈,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昭激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过,使他特别兴奋的,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而加了布政使衔,便可改换顶戴。原衔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是从二品,便可以戴红顶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戴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象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源,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子,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但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赡恤王氏遗属,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这次登门,完全是感念旧情,哭奠一番。
本来还想亲谒墓门,无奈有件大事在办,忙得不可开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
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左宗棠的意志强毅,蓄志之事,非见诸实行,不能甘心。当时奉命入闽督师,不能躬亲料理,却并未搁下,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岩。
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救于古应春;他的路子很广,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国,讲到轮船、铁路、火器的粮良,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同时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法国人的蛮横、德国人的顽固、日本人的阴险,比较易于相处。
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国在华势力,英国最大,法国其次。要制抑英国的势力,只有利用法国;美国与英国同种,所以与美国合作,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同时,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无故背弃,道义有亏。
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与李鸿章### 争权夺利,几已成不两立之势,李鸿章### 办洋务,倚总税务局英国人赫德为重;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而赫德与李鸿章### 互为表里,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建建议,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 开了路?因此,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一切建船厂的计划、图样及瞀,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寄给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应春洽谈;一年多下来,已经策划得很周祥了。
到得左宗棠由广东班师,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非常高兴,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马尾罗星塔一带,水清土实,宜于开槽建坞。兼以密迩省城,稽察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来的事,就是筹划经费。造厂买机器、雇募师匠,瞀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厂成开工,材料薪水,每月须银五六万两,一年就是六、七十万,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计,不过三百多万。
这三百多万银子,从何筹集?当然煞费周章### ;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只要有一百万银子,能应付得了头一年,此后欲罢不能,不愁朝廷拿不出办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
因而粗粗计算,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不会袖手;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当效劳。有此三处财源,尽可放手办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大概情形』。同时应诏陈言,以为剿捻宜用车战;平回则千里馈粮,转运艰难,应该采用屯田之策。
复旨对车战、屯田之议,不见得欣赏;试造轮船则以为『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够,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时指示∶『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一面关照胡雪岩通过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与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细节。
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达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择定马尾山下,潮平之时水深亦达十二丈的地方设厂;然后议土木、议工匠、议经费,大致妥协,订立草约,担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议,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来尼担保。当然,这个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
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与左宗棠晤见之下,对于所订草约,并无异词,但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却有意见,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沙积成的一块陆地,基址不够坚固。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来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个最后的,也是全面的商议,作成定案,正式出奏。
主意既定,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正在起劲的时候,忽然奉到调督陕甘的上谕;在左宗棠虽觉突兀,但稍一细想,便知事所必然,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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