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 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 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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