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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第2页)

可是要从中美合作所这个虎口里救出我们的人来,可不比当年在岳池县里救陈亮佐,还需布置得万无一失才行。我们暗地里继续调兵遣将,把分散隐蔽在郊区和市区的同志们分别编组,指定负责人,还着手派人回华蓥地区将我们起义中散失的枪支偷运一部分来渝。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同志们就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任务。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线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三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大获全胜;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南京解放之后,西安、上海、长沙、福州、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加紧玩弄两面派手法,先是散布“和谈”空气,拿着民盟中央常委范朴斋先生递给张群的三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名单,一咬牙从渣滓洞狱中放出三十一名来。可是紧接着重庆警备司令部却发布“十条杀令”,在成渝两地大肆逮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还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制定了“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八月十八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强调在整个西南反共军事战略中,一定要死守四川。

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眼看营救渣滓洞的事情,已经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九月二日,大家一早又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梅侠,带着她那才七个多月的孩子在家。下午四五点钟,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起火了!城里起火啦!”我们连忙跑出去,看见陕西街一带的天空,升起一片浓烟,接着这浓烟随着风力,在山城的天空飘散开来,包括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很快就罩在了这浓烟里,满天昏昏沉沉的就像到了夜晚。

重庆的火灾,不得了啊。城里消防一直很差,沿江一带贫民窟都是竹篾笆墙,一旦燃起来就不可收拾。有一年千厮门起火,火势截断了付家湾的出口,面临高崖的居民们无法撤退,又无人搭救,竟活活烧死八十多人。更何况现在正是燥秋,又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天色渐渐黑了,火势越来越猛,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平地腾起一阵火光,火光里还看见一只只在空中乱翻的油桶。有人说糟了,是朝天门的汽油仓库,是汽油仓库爆炸了!

翻滚的黑烟,带着强烈的油烟味四处弥漫,不一会连江上也炸响了。汽油漫到了江水里,整个长江里也成了火海一片,火光上彻天空,下连水面,照得亮如白昼。满江里乱糟糟的一片喧嚷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燃烧的船只,看见船上有人往江里扑,还看见人在江水里挣扎的样子,有的人连同漂浮物一起着了火,随着这火海缓缓地向下游漂去。这场罕见的大火,一直烧到半夜三点左右才慢慢熄灭了。

这就是当时惊震全国的“九·二”火灾。后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火灾烧毁房屋数万间,烧死平民约五千余人,而这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火灾区包括下半城的二十个保,其中的一个保就有四五百户居民;被烧的三十多条大街小巷和码头中,有九百多家被烧得人种不留;光是一个清尸小组,就从河里捞起了四千多具尸体,数天之后,长寿、万县、涪陵、武汉乃至上海,都不断见到漂去的尸体。火灾还烧了二十多家钱庄和银行,上百个沿江的大小仓库和堆栈。商会和各行业公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这场大火中损失的财产,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所幸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同志们也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吴昌文一见大火从赣江路那边烧起,立即跑去帮助一个叫谢彬①的女同志抢出了藏在她家中的那些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则被困在火海里,只得顺着朝天门跳进嘉陵江,爬上了一只没有舵的木船,顺水漂到下游青草坝的民生造船厂江边,才被船工们救起,真是九死一生。

大量事实表明,“九·二”火灾是危机四伏的国民党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支使特务放的火,可是火灾后特务们到处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还在街上拉了几个替死鬼枪毙,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敌人破坏城市的前奏,敌人狗急跳墙了。

渣滓洞的同志们,时时都处在危急之中。我心中不停地祷告,千万出不得事情。

一晃,就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新华社的广播里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消息。接着就是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贾希一从渣滓洞撤出来了。

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个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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