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雷忠厚他们,我就忙着准备,要去宜昌。突然看见报上登了条头号字标题的新闻,说刘湘于一月二十日在武汉暴病身亡。这天刚从外面回来,就听见一阵楼梯响,接着就有人大声喧笑:“诗姐在上,小弟贺喜来了!”我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来人竟是竹栖!
竹栖坐下,我连忙递上一盒“大炮台”香烟,他一看就说:“哟,诗姐你发财了吗?抽起这种烟来了。”我说:“哪里是我的,是郝疯儿她们为我买的。听说一青当天就给你打了电报,为什么现在才来?”
他抽出一支烟,在鼻子边嗅嗅,然后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诗姐,只要你出来,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事情,一封电报就解决了,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姓蔡的就吃这个。这种东西,也能不明不白地把你这样的人物关上十五个月,如今的世道,也真是糟透了!”
我说:“竹栖,我们不谈这个,谈谈你自己吧。”“我这次回来,是去保安司令部办点事情。对了,那保安副司令,姓肖,叫肖中鼎①,是孟伉的好朋友,刘湘武德学友会的会员,他说还要来看你呢。”
我一听忙说:“你又去乱说什么了?堂堂的保安司令,亲自来看一个才从大狱里出来的犯人,别人会怎么说呀?”竹栖说:“诗姐你呀,在里面关了一年多,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现在不像你在山上的时候了。日本人逼得这样紧,蒋介石被迫同意和共产党合作,可是他的队伍在抗日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到处都在说他还不如共产党八路军行。更何况刘湘在武汉死得不明不白的,都在传说是老蒋害死的,他手下的人正和老蒋势不两立呢!人家就是要结识你这个共产党,你还顾虑什么?”
第二天,竹栖就带着那个肖中鼎来了。我一看,这人个子矮矮的,卧蚕眉,厚嘴唇,穿一件青哔叽的马褂,头戴一顶博士帽,还架了一副金丝眼镜。我觉得奇怪:身为保安司令,为什么不穿军装?他嘿嘿一笑说:“这年头,老百姓讨厌穿军装的,我还是穿这一身的好。”
大家坐下来用茶,只有孟伉不坐,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然后说:“你这屋里的陈设都还不错,就是缺点字画,稍嫌有点俗气。”
我说:“刚刚出来,不过在这里暂住一时,哪里想到那么多。孟伉兄若是肯帮忙,就再赐一幅墨宝如何?”孟伉一听哈哈大笑,“你怎么也跟我咬文嚼字起来了?凡是你要的,我什么时候推辞过?你等着,明天叫竹栖过来,画上一幅好的。”
于是大家都坐下,喝茶。肖中鼎放下茶碗说:“我和孟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听说了陈先生的身世为人,十分佩服。我是一个军人,说不来客套话,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为有一事相求,还请陈先生赐教。”
“肖司令过谦了,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
肖中鼎说:“陈先生虽然在狱中多日,想来对眼下的局势,也是知道的。现在上海失守,南京危急,我们川军三十万将士出川抗日,却是败多胜少,实在令人着急。我身为一个军人,虽然只是驻守后方,却也和竹栖、孟伉他们一样,想为抗战出几分力气。可是现在万县的抗日活动,只是一些学生在游行演讲,表面热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加上刘湘死了,川军群龙无首,为了个省主席的位置,竟然争着去讨好刘湘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老婆,闹得乌烟瘴气的。再看国民党,心思也不在这上面,反而你们平型关一仗,大家对八路军共产党有了好印象。我看哪,这抗日的希望,恐怕要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咯。”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肖中鼎又说:“陈先生,我们这一群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可心是向着你们的。孟伉不说了,早年也是共产党人,只因时局变迁,失掉了联系;竹栖呢,这几年也帮着你们做过不少的事情。我自己虽然身在行伍之中,却也不想作燕雀之辈。我们都想和陈先生一起,干点于国家民众有利的事情,不知道陈先生愿不愿意领这个头?”
我看看竹栖和孟伉,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相信共产党,也因为我是一个“正牌”的共产党。可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接上关系,就是有了关系,也还要急着去苏联,不可能在万县呆多久。我沉吟片刻说道:“要我领头我实在不敢当,不过要说抗日,我倒有条路,不知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接着就把雷忠厚招兵出川的事情说一个大概。大家一听,立即来了兴头,你一句我一句的,都说是条好路子。
肖中鼎说:“我们把人组织起来,你来带,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当年哄杨汉印一样,借一条路,出去了再说。”我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愿意,现在实在是担不起这副担子啊。我坐了一年的牢,和上面的关系已经断了,现在也是风雨飘泊中人,老是这样下去,会有负各位重望的。”
他们三人听了,都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肖中鼎才说:“那么陈先生下一步打算如何?”
“先到宜昌去,找到我们的组织。我们没有了组织,就像孩子没有了亲娘。”
“那好,我们先动作,一面静候你的佳音。”
连肖中鼎这样的保安司令,都想找共产党,就别说我这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只是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初,南京已于头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失守,中国军队对于长江沿线的封锁尚未最后完成,日军频频轰炸这一地区,安庆、武汉等重镇处于危急之中。加上汉奸造谣生事,人心恐慌,湖南、湖北的人潮水一样涌进夔门,哪里还有向外走的。可是我想,如果找不到组织,以后时局再一吃紧,就更没希望了,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为之去拼命。于是我谢绝了大家的劝阻,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独自登上了一艘去宜昌的客轮。
时局动乱,旅客很少,船上的一个姓王的大领班是陈吉庆的弟兄伙,一路上殷勤照顾,第二天就到了宜昌。我在王大领班家里吃了饭,把行李也放在了他家,稍事休息,就去找铁路坝。这时正是上午十点。
刚走到中山公园,突然警报大作,街上的人纷纷喊着“拉紧急警报啦!”一阵地乱跑。我随着人流,跑回停在河边的一条船上,还没站稳,日寇的飞机就来了。一时间,只听得一连串的爆炸声,城里立即腾起浓浓的黑烟,浓烟中还夹着火光,还没等人们叫出声来,敌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上,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
我只觉得一股热浪夹着呛人的浓烟迎面扑来,一个踉跄,就被压在人堆里。接着就听见船上窗户的玻璃哗哗地往下掉,周围一片哭爹喊娘的喧嚷。等我从人堆里爬出来,敌机还在轰炸,不少人指着火光冲天的那片地方在说:“唉呀,铁路坝,铁路坝今天完了……”
我心里一惊,等飞机一走,就往岸上挤。可是还没等我走上几步,敌机又飞来了,我只得又随着人流躲到岸边的小山坡后面去,等到警报解除,已经是半下午了。我一切都顾不得了,口里念着刘海清、刘海清,急忙往铁路坝跑。
天啊,一路上到处都是死尸,连树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残肢半腿,在没有散尽的烟雾中摇荡。许多人一边哭,一边喊着亲人的名字,使劲地扒着瓦砾。我逢人就打听铁路坝28号,一个老头往旁边一指:“喏,那就是28号。”我眼前一黑:这里已经被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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