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36部分（第1页）

“嗯……”倚阑点了点头，不禁对这座荒丘肃然起敬，走下轿来，准备和易先生一起攀登。

“易先生，小姐，”阿宽指点着山顶说，“请看，那里就是宋王台！”

他们举目仰望，缓缓的山坡伸向坟莹似的山顶，最高处巍巍雄踞着一块庞然巨石。

林若翰一个人默默地吃过午餐，便立即到书房里，给卜力总督写信。

这封信很难写。要写得礼貌得体，决不可再出现什么礼仪上的纰漏。要写得情感真挚，如果充满了“外交辞令”，倒显得虚伪，会招致总督的反感。要写得文辞典雅，体现自己的学者风范，才不至于被当作一封普通的“公民来信”而不予重视。还要写得简洁凝练，总督日理万机，没有时间看长篇累续的私人信件，如果写得啰哩啰嗦，可能不等看完就被扔进字纸篓里去了，那就前功尽弃，还不如不写。但要达到这几项标准，却又决非易事。开了一个头，看看不行，被否定了，重新写起。写了一半，再次被扯掉。要么严肃得过了头，像哪位外国驻港总领事发来的“照会”，这当然不行，一名老百姓没有资格跟总督来这一套；要么谦早得过了分，像信徒跪在上帝面前的祈祷词，这更不行，总督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神的面前自己和总督是平等的，何必这样低三下四？一封信扯了又写，写了又扯，如此反复数遍，面前仍然是一张白纸。

林若翰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怜！二十多年前，他几乎是以受宠若惊的心情去觐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得到的却是一番漫不经心的嘲讽；今年夏天，他毛遂自荐上书光绪皇帝，替岌岌可危的大清国指出一条出路，翘首以望等待了许久，竟没有等到一字批复，直到政变发生，希望彻底破灭；政变之后，他心急如焚地去觐见驻华公使窦纳乐，为大英帝国谋划远东政策，受到的却是不冷不热的应酬，窦纳乐并不需要他这位高参。人的尊严一次次遭受打击，中国官僚、英国官僚都没有给他任何面子，如今又要委屈自己去巴结一位刚刚上任的总督吗？如果说，他曾经在政治上有所“抱负”，那么政治已经让他尝够了苦头，自己年将六十，既没有得到中国朝廷的顶戴花翎，也没有得到英国王室的勋章爵位，甚至连香港的太平绅士都不是，还不如迟孟桓的老爹，那个疍户出身的华商！

一想到迟孟桓那双贪婪的眼睛，老牧师的心脏就一阵绞痛。香港开埠以来，华、洋界限壁垒分明，等级森严，但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却给华商提供了一个异军突起之机，他们善于理财，熟悉中国内地商情，又与海外华侨声气相通，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港这一优越条件，与中国大陆和海外开展贸易，甚至以低于欧洲竞争者的价格将大批中国货物投放英国市场，又以低于洋商的价格向香港居民提供英国商品。打破了洋商独霸香港的一统天下。而今，香港最大的地产主是华人，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极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香港政府税收的百分之九十来自华人，少数华商巨头迅速崛起，成为左右香港经济命脉的不可忽视的势力。在取得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之后，他们又觊觎政治权利，中环欧人居住区的界限被突破，港府的《华人归化英籍条例》使一些华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当起了英国人，少数华人领袖相继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太平绅士，已经使欧人社会深感不安。往日，林若翰对这些并没有给予特别注意，如今，当太平绅士迟天任之子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他才突然感到自己竟然难以招架了！迟孟桓有恃无恐。凭借的是什么？一是雄厚的财力，二是政治资本，而这两样都是他林若翰所不具备的，老牧师纵使想在坎坷的“仕途”上激流勇退，老守翰园这一“私人城堡”，怕也守不住了，他必须为自己的余生，为爱女倚阑的前途殚精竭虑，谋求一条生路……

给总督的这封信还是要写。总督是女王陛下在香港的惟一代表，统治二十五万居民的独裁者，他不依附于总督，还能依附于谁呢？

林若翰极力使自己浮躁的心情安静下来，俯下身去，从字纸篓里把那些作废了的信槁再捡起来，揉皱的理平了，撕破的再拼起来，从中寻找尚可利用的字句。可惜没有，那些废槁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只配扔掉，必须另起炉灶，继续苦思冥想每一句话应该怎样措辞。

突然之间，灵感袭来了，一个全新的构思涌上心头：一切对总督的赞颂之辞和自己的效忠表白都是多余的，这封信只需要对新总督的就任表示祝贺就可以了，然后附上自己的著作，作为赠送总督的礼物，也是最含蓄、最得体的自我介绍，哪怕总督只是随手翻一翻那些煌煌巨著，就会对他这位资深的牧师学者留下一个深刻而良好的印象，那么在下次主日崇拜时再见面就有了交谈的内容……

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他马上付诸实施，只用几分钟就写完了这封信，反复推敲了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纰漏。便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敬呈亨利·亚瑟·卜力总督阁下”。

然后便是准备赠给总督的书。林若翰几十年来出过不少书，被谭嗣同称为“著作等身”，如果把那些书全部拿出来，可以装满一辆人力车。他当然不会那样做，只需挑选其中的几本代表作，象征性地献给总督就可以了。他站起身来，在书架前检阅着自己的作品，经过慎重的筛选，确定了其中的三本：英文版《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华帝国》和《香港——我的第二故乡》，这两本书记述了他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丰富阅历，相信对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总督具有参考价值；还有汉文版《甲午战纪》，不但对亚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而且是直接用汉文写成的，体现了作者的“汉学”造诣，总督要统治华人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这块土地，必然会特别重视这方面的人才。当然，汉文版的书，总督看不懂，但正因为看不懂，才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林若翰这样想着，又觉得这似乎有些向总督自荐的意思了，是不是欠妥？但反过来想想，他在信里毕竟没有明说“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脱颖而出”之类的话，送几本书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总督慧眼识英才，岂不更好吗？主意已定，他在三本书的扉页上都签上名字，然后用礼品纸包扎在一起，就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阿宽，你来一下！”他朝书房门外喊着。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阿惠跑上楼来。

“牧师，宽叔不在，他跟小姐和易先生出门去了。”

“噢，我忘记了，”林若翰哑然一笑，“那么，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

“什么事，牧师？”

“你把这封信和这一包书，替我送到总督府去。”

“总督府？”阿惠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怎么进得了总督府？门口有卫兵站岗的！”

“你不用进去，交给卫兵就可以了，请他们转给总督。”

“要是他们不肯呢？”阿惠还是不敢去，“他们会赶我走开的，也许把我当作小偷抓起来！牧师，我怕……”

“会有这么严重吗？不，你拿上我的名片，对他们说你是林牧师家里的仆人，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林若翰说着，自己也有些犹豫，但是现在阿宽不在，他自己亲自送去又不合适，那么只有让阿惠去冒险了，“这样吧，我给你带上一些钱，如果遇到麻烦，就送他们‘贴士’……”

“总督府的卫兵也会收‘贴士’吗？”

“我想会的，”林若翰这一回说得很肯定，“去年的那件大案子你忘了？连高级警官都受贿，何况小小的卫兵？你们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我现在不得不信了！“

阿惠只有从命了，尽管这件事使她从心眼里感到害怕，但主人交代她去做却又不能不做。她郑重地接过那封信和那一包书，林若翰又拿出一把港币，一枚一枚地放在她的手心里，一共十枚，都是一元面值，这比阿惠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工钱还要多了。

阿惠把钱收好，捧着信和书下楼去了，那十枚港币在她的衣袋里“叮当”作响。

林若翰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阿惠出了院门，沿着山路朝下走去。

屹立在上亚厘毕道旁的总督府，是这块殖民地最高统治者的住宅和办公处所，背靠太平山，面向维多利亚港，与圣约翰大教堂、英军司令官邸相毗邻，占据了港岛中区的最佳位置。而在“政府山”的这三座建筑物之中，最后落成的却是总督府。

早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初，相继两任外交大臣巴麦尊和阿伯丁都没有充分估计到这座岛屿所具有的商业潜力，阿伯丁曾在1842年1月指示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监督璞鼎查：“香港应当考虑的只是军事地位问题，非军事需要的一切建筑物应即停建。”8月，璞鼎查视察香港，刚刚开辟的交通干线皇后大道正在施工，监狱和总巡理府尚未建成，“维多利亚城”还没有一座永久性的建筑，连钦使璞鼎查本人也是住在帐篷里。8月29日，由璞鼎查一手策划并亲自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使香港正式为英国所割占，此后优先修建的也是军港、海军仓库、炮台、弹药库、兵营等等军事设施。“政府山”最早出现的大型建筑是1844年开始修建的英军司令官邸，即民间所称的“旗杆屋”，1846年落成。随后又建起了主要供军政人员祈祷的圣约翰大教堂，而当时总督府还没有影子。从首任总督璞鼎查、第二任总督戴维斯、第三任总督般含，一直到第四任总督包令，都先后住过租赁的房舍，皇后大道、美梨练兵场旁边、“兵头花园”、坚道和春园街都曾经是临时的“总督府”所在地。上亚厘毕道的总督府在1851年才开始兴建，历时四年，至1855年竣工，正在任上的第四任总督包令从春园街搬过来，成为入主新总督府的第一人。

新总督府的成本估价为一万四千英镑，而英国殖民地加尔各答总督府的造价却高达十六万七千英镑，印度总督府仅保镖就多达一百三十人，还养着一百四十六头大象，可见占地之广相比之下，香港总督府就小得多了，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还没胡料到香港日后的经济飞速发展，它在殖民地排行榜中的地位仍然相当低微。但尽管如此，新总督府比起以往租赁的临时住所，还是宽敞、宏伟得多了。这座具有浓郁的殖民地色彩的建筑，外形和“旗杆屋”非常相像，蓝本都是英国17世纪著名建筑师琼斯设计的皇后别墅，砖墙瓦顶，楼高两层，三面都有深洞阳台，正面中间部分设计了颇具气派的爱奥尼亚式柱廊，为了适应香港的亚热带气候，在柱廊的上部和左右两翼所有的窗户都增加了木制百叶窗，通风、透光而又遮阳。与“旗杆屋”不同的是总督府的两层楼下又依据山势增加了一层地库，用坚固的花岗岩砌成一排连续的券门，支撑住整座建筑，从外面看上去则像是三层楼了。楼前绿草如茵，草坪的两侧有马房和工人房，北向的人口设有专门的停轿处。穿过草坪便进入大楼的一层，这里有总督的办公室、客厅、饭厅、图书室，还设置了供总督休息游乐的桌球房。两条楼梯通往楼上，一条是工人和佣人走的，另一条供主人专用，楼上便是总督的私人住宅了。花园在大楼的后面，一条双环扭结式的楼梯通往半圆形的守卫室，全副武装的哨兵从高处监视着地面，大楼庭院门口笔直地站着荷枪实弹的门卫，日夜守护着总督和他的一家。

在香港开埠之初，这样一座总督府已是十分威武煊赫。

包令退休之后，它又相继传给了第五任总督赫科莱斯·罗便臣、第六任总督麦当奴、第七任总督坚尼地和第八任总督轩尼诗。在轩尼诗任职期间，香港作为国际重要商埠的地位已非当年可比，外国政要和使节的来访日渐频繁，英国的威尔斯王子和维多王子也到港访问，送走迎来应接不暇，还有每年的女王寿辰都要大肆庆祝，授勋仪式也是在总督府举行，一楼的大厅已不敷使用，连楼上的总督私邸和楼下的花园也要用来招待宾客。轩尼诗感到总督府太小了，由行政局批准拨款四万元港币，准备修建附属设施。这一计划跨越了第九任总督宝云的任期，直到1887年第十任总督德辅执政时才付诸实施，在现有大楼的右侧增建了一座新楼作为副翼，于1891年落成。

新楼的风格与旧楼基本一致，也是楼高两层加一层地库，但由于地基较低，看上去比旧楼矮了一截，补救的办法是在楼上加了隆起的中国式屋顶，使这座西洋式建筑多少涂上了一些东方色彩。另一个与旧楼不同之处是在前后两面的正中各增加了一个希腊式的三角形山墙，从而带有一些文艺复兴式的味道，整座建筑将古今中外杂糅，也就说不清是什么风格了。新楼与旧楼之间由宽阔的楼梯相连，一楼不仅有大饭厅和客厅，而且还设有大舞厅，总督阁下所举行的重大活动都有足够的场所了。政府山前面再没有高大的建筑物遮挡视线，从面北的柱廊和窗户纵目远望，港岛北部的海滨景色尽入眼底，居高临下的总督府占尽风光。

现在，海空夕阳斜照，给耸立在政府山的大楼镶上了一圈金边，楼顶前沿笔直的旗杆上，红白蓝三色相间的“米”字旗迎风招展。正是喝下午茶的时间，在总督的办公室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和他最重要的助手辅政司骆克一边品味着浓得发苦的非洲咖啡，一边切磋着忙得放不下的政务。曾经担任第十任港督的德辅在卸任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过：“总督需要亲自过问的事情很少，各项工作自有辅政司去处理，图清闲的港督只需在别人起草的文件上签签名，即可舒舒服服地把总督做到任满。”但实际上，德辅自己并没有享受到这份清闲，他上任之初便亲自起草了旨在扼制华人业主势力扩张的《欧人住宅区保留法例》，在五年任期之中，开始了维多利亚港中区的填海工程，建成了山顶缆车，成立了两家大型股份公司置地公司和电灯公司，并且还扩建了总督府，忙得不亦乐乎。他的继任者第十一任总督威廉·罗便臣更没有闲情逸致，不仅被财政赤字、经济衰退搞得头昏脑涨，而且在五年内竟然赶上了两次大瘟疫，三千五百多名香港居民丧生，连罗便臣夫人也未能幸免。焦头烂额的威廉·罗便臣为了摆脱困境，极力谋求扩张香港的地盘，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促成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订。对于英国来说，能够胁迫大清帝国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不仅归“功”于驻华公使窦纳乐那外交官加武夫的谈判技巧，为此出谋划策的港督威廉·罗便臣也“功”不可没，而他却又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一成果，在今年二月便任满离职，把新租借地这颗成熟的桃子留给继任者第十二任总督卜力去摘取了。

卜力的办公室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这幅地图正是窦纳乐与李鸿章谈判时所使用的地图的蓝本，它的区域包括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广东新安县的大部以及附近的岛屿和海域，也就是新任港督治下的全部领土和领水。此刻，卜力总督瘦长的背影几乎贴在地图上，他的手里拿着一只长柄的放大镜，仔细地观赏着新租借地纵横交错的山脉，山间谷地的一片片原野，和密密麻麻的村庄。这片展拓的界址，使香港的土地扩大了十一倍，水域扩大了四五十倍，人口增加了十万以上。

“感谢我的前任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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