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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收回成命。

就这样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党委并没有与我较劲。我的调动风波好象已经过去,与总场领导偶尔相遇也无人再提及此事。我心里算是踏实了下来。

直到春节过后,眼看春耕即将开始,蜂场准备转运。有一天上午,我从蜂场出来买烟。正好碰上林如春书记跨着自行车从场部方向迎我而来。到我身边,他跳下车,既认真又平和地说:“金成,我正找你,你到场部来一下,有事……”

有什么事他没说,却推着自行车与我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只是象一位老朋友与我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如问我在养蜂场到过什么地方呀,北方与南方有什么不同呀,在北方生活习惯不习惯呀等等。谈笑中就步入了总场办公大楼。他锁好自行车,领我走进会议室。一进门我就发现总场的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室吴主任都在座。林书记招呼我坐下后,办公室主任就离座而去。当我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林书记就说:“金成同志来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什么事?他还是没说,但此时我已经明白,就是办宣传队的事。这时吴主任又回到了会议室,手里还捏着一张什么东西,走到我身边,冷不防往我口袋里一塞。我还没反应过来,林书记就站起身说:“我们同金成同志一起到果园场去……”。林书记说话的时候,我掏出那张纸一看,原来是一张工作调动通知书。

一把手发了话,其它领导都先后出了会议室,各自推出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林书记问吴主任:“金成的车子准备了吗?”

吴主任手一指对我说:“那部新车是你的。”于是一支醒目的车队从场部门前那个斜坡上鱼贯而下,向果园场方向飞驰。

事情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领导对我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如果再拗下去,那就要被人责之太不识相了。

这次去果园场,我算是列席了一次党委扩大会。列席会议的还有果园场的周书记(就是当年水塘头的周队长)。会上当场敲定了宣传队的生产基地,排练场所,并确定了宣传队的基本人数。看得出来,党委对宣传队的成立是郑重其事的。

宣传队就这样算是成立了,该决定的问题都决定了,该落实的事情都落实了。可此时的宣传队还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那划拨的二十多亩旱地正等着翻耕播种;花生一下种,很快就会青苗出土,松地除草二至三遍足够上半年忙的。县宣传部早已下达文件,国庆节要举行全县文艺汇演,节目也需尽早准备。千头万绪就等我敲锣鸣鼓,搭台开戏。

当务之急就是调配人员。党委已经授权给我,只要宣传队需要,金成点名要谁就调谁。全场有文艺特长的人大部分我都熟悉,为了慎重起见,我先调来几个骨干。这样遇事也好有个商量;同时也要尽早派人到长沙等地购买部分服装乐器等基本设备;等人员基本到齐就可以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排练,来个双管齐下,早上正轨。

一旦承担了责任,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一贯的性格。

宣传队成立伊始,生产队长、宣传队长、编写节目、安排角色,全系我一人。白天我带着队员们整地种花生,晚上独自一人在家里找资料,编剧本,下雨天带着队员们读剧本背台词。

一进排练场,我就发现我们的男女演员虽说平时活蹦乱跳的,但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凭着一点爱好,平时吹拉弹唱跳演,都是乡下锣鼓乡下响――乱打乱好。加上我们负责导演的小周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所以我们的总体素质是业余中的业余。这种水平的节目无法精彩。

可是县汇演的时间虽定在下半年,对诸事尚无头绪的我们来说,时间仍是十分紧迫。如果就这样“因陋就简”参加汇演,到时平平淡淡地去,无声无息地回,当然也能说得过去,因为我们的队伍刚成立,哪能与人家经过多年磨练的老班老队比。但是我不愿意这头一次亮相就让人小觑。因此我必须拿出办法,力争在短时间内尽快提高宣传队的总体水平。

我没有想到别的,只想到如果能采取带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应该会有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把宣传队带出去学习,家里的生产怎么办?早种的花生叶青苗壮,杂草也乘机冒了出来。这段时间天气晴好,正是松土除草的最好时机。我必须拿出一个两全的对策。

我向总场汇报了我的想法。要求总场能否让中学利用劳动课的时间,支援我们,给花生松头一茬土,拔头一遍草?总场同意了。于是,除留下少数人在家指挥学生劳动,我亲自带领大部分队员到县剧团拜师学艺。

这一次我们在县剧团演员和导演手把手的指导下,边练功,边学戏,在几天时间内,既掌握了练功的一些基本方法,又学会了当时很走红的一出小戏《渡口》。其他队员也都对口自己的行当,自拜师傅分别领教。

通过这次上门学习,演员的一招一式,乐队的吹拉弹打都大有长进。后来我又带着部分演员到县剧团学排了当时省内的优秀独幕剧《女铁匠》,也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还常请县剧团的胡导演前来做客,现场指导我们排戏练功。从此,我们与县剧团一直保持良好的师徒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队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参加县汇演的节目一般都要求自编自演。这一年的暑假,江西师范大学的几位老教师来我们县举办为期半月的创作培训班,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在这个训练班上,我创作了独幕剧《红方》。写的是赤脚医生红方给一位老保管看病。可看来看去,在老保管身上却找不到任何症状,各种健康指标都正常。从生理上看,老保管根本就没病。而他的神态却是愁眉不展,痛苦不堪,一副病态。面对这么一个反常的病人,红方以她敏锐的目光,非凡的智慧,断定老保管患的是心病(即思想病)。经过仔细的观察,缜密的分析,在大队民兵连长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老保管的病根。原来由于老保管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思想麻痹,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住在他隔壁的老地主杨继祖与他往来不断,常盗得他的仓库钥匙潜入仓库作案,使老保管物资被盗而不知,账物不符而犯愁。故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饮食不思,夜难成眠,导至心力憔悴,久“病”不愈。红方当机立断,对症下药,设下埋伏,巧抓现行。给老保管上了生动一课,为老保管明了病因,除了病根,使之精神重新振作起来,重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这个应时之作在国庆汇演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在宣传部长的总结报告中,还专有一段话点名褒奖。大意是说:南山垦殖场文艺宣传队给大会带来优秀小戏曲《红方》,成功的创作和出色的表演为本次大会增添了光彩。

在这次汇演中,我们自编自演的群口词和宣传计划生育的《茶花妹子娶老公》等节目,也都分别获奖。打响了宣传队成立之初的第一炮。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三一路春风

之三一路春风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遵照党委指示,宣传队从果园场搬江背分场。

江背分场在锦江岸边,水丰田肥,是南山垦殖场的主要粮仓。江中有一片沙洲,河沙接岸。宣传队搬江背分场,除了要耕种分场划拨的二十多亩水田,还要包供附近社场的建筑用沙,生产任务十分繁重。

这样,我就长期家分两地。虽然大女儿早已送回老家由我母亲带养,但此时,我的老二又已出世,妻子既要操持家务,照料出生不久的儿子,又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取工分度日。加之原本拮据的经济,现在分居两地花销,就更加捉襟见肘。我每次回家,正秀总是怨声不断,而我又实在无法对她解释和安抚。由于生产、排练、创作任务的急压,我甚至连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不能助她一臂之力,只好把年近七旬的老母和女儿从老家接来,让母亲同时照看女儿和儿子,附带帮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

但是,老母不能长住南山。因为老家还有两个尚未成家的弟弟,最晚古历年底必须送她回家。

眼看年关迫近,春节巡回演出的一台节目,排练任务还十分艰巨,我实在分不出身。在力争母亲、妻子的同意后,只有让老母亲带着不满三岁的女儿,在无人陪送的情况下,单独踏上归途。

那天,我送母亲和女儿到思泉铺汽车站。那时车少人多,乘车很是困难。等了好久,终于来了一部由他县开往我县的班车。但这部班车没有进站,停在车站下面的公路边上。我要婆孙俩快去上车,我赶紧到窗口去排队买票。正在我掉头走向窗口的那一刻,一部由我县开往他县的班车也进了站,就停在站台门口的车道上。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母亲,哪里辨得清车辆来去的方向,一见有车进站,慌慌张张提着行李,就近上了这部与她的目的地背道而驰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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