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方面从《火线战报》上了解全省路线斗争的形势,一方面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去寻找和理解中央的战略部署和路线导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上午,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文章论述了当前路线斗争的大好形势,指明了今后斗争的大方向,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对造反派的支持。
两报一刊是传达中央声音的权威媒体,难道我对这篇社论传达的信息还有什么怀疑吗?我还有什么理由犹豫不决呢?这篇社论就象一盏航灯,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催我最后下定决心,冲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
我马上找到了几位在平时言谈中早已表明了观点的同龄人—陈力和彭锋等,亮开我的观点,并提议立即成立造反派组织—《征腐恶战斗队》。
当时各级领导机构都已瘫痪,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无需什么请示汇报,我们直接写出通知,晚上召开职工大会,成立战斗队,希望革命群众涌跃参加。
接着,我就拿着那张人民日报,逢人就念那篇社论,宣传造反派是中央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水塘头与二分场合并后,我虽然早已搬到二分场所在地来了,但水塘头是我的老根据地,这么重要的大事,不能把他们丢在一边。我在二分场马不停蹄地宣传了个遍之后,已是快中午了,我也顾不上吃饭,匆匆忙忙赶到水塘头,趁大家下工在家,嚷了个家喻户晓。
憋了多时的一腔热血总算找到了为革命而沸腾的时机,心里感到由衷的满足和快慰。回到分场,虽然食堂早已关门,但腹中仍不觉得有丝毫的饥饿,便又着手准备晚上的会议。
约下午三点钟,一个老工人悄悄来到我的寝室,小声对我说,二分场有人联络了外面几个分场和大队的人,晚上可能会来冲击会场,建议我今晚不要开会,以免出事。我立即找来另几位同观点的人,向他们通报了老工人提供的新情况,请大家发表意见,该怎么办?
我们几个牵头的都是学生出身,书生气十足。当时一致认为,本场职工,大家天天见面,虽然观点不同,总不至于一见面就动武打人吧?我也觉得矛盾发展总得有个过程,我们相处几年,平时一团和气,从未热过身红过脸,发生武斗的可能性不大。我还天真地建议,晚上如果他们真的来了,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并提出,万一他们个别人有过激言行,我们也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让他一个巴掌拍不响。
会议照常召开。晚上,有人在食堂餐厅点亮了几盏煤油灯,很多人很早就来到了会场。我想赶在其他分场的人到来之前把会开完。因此,我宣布提前开会。
我首先念了那篇社论,还结合《火线战报》适当作了一些解释;接着就表露了我们的观点,并宣布成立“征腐恶战斗队”;然后呼吁每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积级参加。
我们预先准备了一些表格,提请大家同意我们观点的就在表上签个名,表示自愿参加我们的战斗队。我刚说完,就有人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在表格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摆在桌上的几张表和几支笔就很少停下来。人们或托人或亲自把自己的姓名写上。其中有生产队长,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党支部委员。我发现水塘头的干部群众全都参加了。
报名工作即将结束,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想早点散会,平稳收场。正在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暴风雨般的嘈杂声,接着玻璃窗就被锄头耙泥砸得粉碎。我尚未反应过来,一群手持凶器的人就从食堂大门冲了进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颠覆得如此突然?白天见面还是那么亲热友好,晚上一个个就变得横眉怒目,仇深似海。那些原本熟悉的面孔,一冲进食堂就挥舞手中的棍捧寻找攻击的对象。好在参加会议的人绝大多数一听到异常的动静就蜂涌而散了,食堂只剩下我和彭锋,陈力三人。
不知为什么,那些冲进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点名要打彭锋和陈力。特别是彭锋,只见他被许多人包围在中间,锄头耙子往他身上乱捅。
这时,有人暗示要我快走,说没你的事。
怎么能没我的事呢?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没我的事呢?此时的我仿佛已经进入了一种无限崇高的境界,理智和感知都被激情所淹没,生与死已完全不放在心上。在这两条路线决斗的悲壮时刻,我要和我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如果此时我趁机溜走,何以面对我的战友?何以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此时,如果有人向我的头上挥来一锄,或向我的胸口捅过一刀,我将含笑而去。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那是死得其所,能成为一名革命烈士,那是何等光荣。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将瞠目结舌。在那疯狂的年代,我们只知道响应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哪里会去想这么多为什么呢!
我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拼命去拖开那些捅向战友的凶器,但无济于事。看着彭锋血淋淋的惨状,我终于害怕了。我毕竟只有一副单瘦的身躯,只有一次脆弱的生命。我呼叫的声音越来越小,挡凶的力气越来越弱,起初的那种“英雄气概”渐渐地流失了许多。
呈凶了一阵之后,大概是怕出人命,他们对彭、陈二人的暴打终于停住了。但暴力并未结束,几个彪型大汉将他们的双手反绑着,象轰牲口似的往外赶。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不要让金成走!”马上就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也绑了,牵着绳子往公路上拉。走了几步,总场一个干部和一分场一个老工人接过绳子,把我拉到公路上较暗处的一棵树下。这里离其他人较远,他俩趁无人注意,偷偷地把我的绳子解开。我知道他们是要放我走,就小声对他俩说,请你们想办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否则要出人命的。他们说了句“你放心”就要我快跑。
我迅速横过公路,撒腿跑上一条机耕道向水塘头方向狂奔。只听见他们二人向我跑的反方向喊,金成跑了,向那边跑了。大概有人想追,又有人大声说,不要追了,追也追不上,算了。后来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
在这次事件中,我始终没有挨打,心里反倒觉得有些委屈。成立战斗队是我牵的头,会议是我主持的,怎么反倒把我扔在一边呢?肯定是被人误会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惋惜的误会。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前线,如果能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就是一块永远的光荣匾。它虽然不能与战争年代老红军战士身上留下的伤疤相比,但至少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印记。更让人沮丧的是,自己刚刚成立造反派组织,还来不及造资产阶级的反,反被人家给造了反,心里真不是嗞味。
我躲在水塘头周队长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俨然象一位在电影中常看到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地潜回分场,与彭锋、陈力取得了联系。当即决定由我和陈力带着彭锋的那一身血衣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好象毛主席周总理正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等着我们似的。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真觉得那时的我,幼稚得多么可笑!可悲!可怜!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 带着困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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