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土而王”的时代。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嬗替的规律时曾指出,从五帝三王到暴秦,王朝的建立有两种类型:自虞夏兴起,汤武称王,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合,每一个王朝的建立者都出自古老的氏族或部族。他们家世悠长,根基深厚,拥有雄厚的实力;他们“积善累功数十年”,“修仁行义十余世”,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惨淡经营,最后才得以“并冠带”而一统天下。但是秦汉之际却冲破了这一旧的格局。从陈胜树起“张楚”的王旗,到刘邦“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起而逐鹿中原的,大都是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一时人才尽出其中,他们角群雄而定一尊,开辟了“无土而王”的新时代。自此以后,大多数王朝的开国君臣都来自社会的底层,由此构成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开国布衣卿相的局面。毫无疑问,这些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都是一时的雄杰。他们有的以勇武著称,有的以权谋取胜,有的以柔道取天下,有的以智力为雄主。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家欢乐几家忧愁。因此,我们对夺权之术的考察也就从这一时代开始。
从秦汉到三国,其间四百余年,历经三个乱世,涌现出了刘邦、刘秀和曹操这三个雄豪而有心计的人物。刘邦以机谋权变著称,刘秀以仁厚持重名世,曹操则以智谋诡诈为人所称道。虽然他们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同,政治谋略也各具特色,但他们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邦和项羽之间的角力争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第一出威武雄壮的“无土而王”的活剧。他们的故事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直到现在,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还存留着他们争锋的楚河、汉界。当人们在棋盘上厮杀时,仿佛还能听到当时的金戈铁马之声。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数岁不安,皆因你我二人。我愿与你单独决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父老受苦了。”刘邦却笑着回答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楚汉战争的历程的确如此,刘邦虽然实力远逊于项羽,但他靠机谋权变,屡败屡战,终于打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一统天下,成为开启四百多年基业的一代雄主。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不久,曾做过泗水亭长,后来亡命于芒砀山的刘邦自称沛公,在丰沛之间发展势力。与此同时,在会稽的楚国贵族项梁、项羽叔侄杀会稽郡守,率八千人渡江北上,加入到反秦的农民战争之中。不久,陈胜、吴广牺牲,刘、项两支起义军渐渐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起义军在楚怀王的主持下于彭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项羽率主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略地攻取关中。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为王。”楚怀王的这一决定虽有偏袒刘邦之意,但究竟谁能先进入关中,还得看他们各自的谋略和战术。
刘邦引军西上,或以武力强攻;或以谋略智取;或晓以厉害,迫其投降;或明以大义,促其归顺。所过之处,刘邦下令一律不得烧杀掳掠,大受人民的欢迎,因而破南阳,降宛城,袭武关,一路追奔逐北,势如破竹,很快便进入关中。饱受秦王朝暴虐统治的关中人民抬着牛酒欢迎刘邦的军队。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素车白马,向沛公投降。灭秦以后,为了迅速稳定关中人心,刘邦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第一,军队不得进入咸阳城;第二,秦宫室中的重宝财物一律封存,不得擅自动用;第三,刘邦亲自召集关中的父老、贤达和地方各界人士,向他们宣布:“秦法苛酷,诽谤者受族诛,两人交谈处弃市之罪,关中人民深受其苦。楚怀王与诸将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故我当为王。今特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法尽行废除。各级官吏一律原职留用。我率军来关中,完全是为父老乡亲们除害,绝无侵凌残暴之意,希望大家不要害怕。”随即他又派出将士会同秦朝的旧官吏,分赴各地传谕他的命令,于是关中的局势很快便稳定下来。关中人民争先恐后地抬着牛羊酒食犒劳义军,刘邦坚辞不受,说:“我军粮饷充足,请大家不要破费。”这样一来,关中人民更加欢喜,唯恐沛公不为王。沛公的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非常高明,深得关中民心,不仅迅速稳定了关中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以后争夺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能取得胜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粮饷和兵员。而关中民众之所以支持他,刘邦初入关时的这些政策措施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有人向沛公建议:关中富庶,地形险要,今闻章邯已经投降项羽,项羽封他为雍王,管辖关中。若如此,沛公就不可能当王了。现在可急派兵马控制住函谷关,拒绝诸侯的军队进入关中;同时征调关中人入伍,增加兵员,以防不测。沛公未及深思,便采纳了这人的建议。但就是这个建议,几乎把沛公送入绝境。
当时,项羽率义军北上救赵,义军渡过漳水,破釜沉舟,将士们每人各携三日粮,以示必死无还的决心。项羽率楚军长驱直入,九战皆捷,大败秦军,威名大震。其后项羽将秦降军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全部坑杀,随即率军西上。当他听说沛公已经关闭函谷关,极为震怒,命令黥布率军攻破函谷关。项羽率大军进入关中,屯于戏西,并准备立即攻打刘邦。这时项羽拥有四十余万人马,刘邦仅有十万之众,二者实力悬殊。刘邦见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料定自己绝非项羽的对手,于是迅速改变策略。他首先通过张良结交项羽的叔父项伯,并与他结为姻亲,请项伯在项羽面前代为陈情;随后他又以常人罕有的胆略,亲率百余骑前往鸿门拜见项羽,当面向项羽解释说:“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能先入关破秦。我入关后,秋毫无犯,封陈府库以待将军。我遣将守关,一则是为了防备盗寇,二则是天下混乱,以防不测。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绝无半点异心,谁知竟有人从中挑拨离间,还望将军明察。”项伯也趁势劝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您怎能如此顺利入关!今沛公有大功,您却想率军攻打他,此乃不义之举,不如善待沛公。”骄傲自大的项羽果然解除了对刘邦的疑虑,遂设宴招待沛公。刘邦终于用机谋权略解除了这一场危机。
几天以后,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又虐杀百姓,掳掠财物,大举屠城以后,又纵火焚烧了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一代文明尽被毁弃。有一位谋士劝项羽:“关中之地,倚山带河,外有四塞以为险,土地肥饶,物产丰富,可定都关中。”项羽见秦宫室已被焚毁,不愿久居关中,思乡之念日切,便说:“富贵不归故乡,好比穿上绣花新衣夜行一样,有谁知道?”这位谋士私下对人说:“听人说楚人是沐猴而冠,今见项羽,果然如此。”项羽听说后,就把这位谋士抓来烹杀了。项羽的这些态度和举措,与刘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关中的残暴行为使他尽失人心,关中人民对他恨入骨髓。他放弃关中,反映了他的贵族意识以及光宗耀祖的思想。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缺乏远大志向,然而又刚愎自用。因此,他仅仅是一个赳赳武夫,缺乏谋略,尽管一时强大,但最终必然败在刘邦手下。
随后,骄横的项羽便虚尊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大行分封,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他的分封完全不按功劳的大小,而是以亲疏为序,其中既有反秦的将领,也有原六国贵族后裔和秦王朝的降将。为了抑制刘邦,他把刘邦封为汉王,封国在十分闭塞的汉中,实际上等于流放。又封秦朝降将章邯等三人为王,控制关中,以牵制刘邦。项羽大搞分封制,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自战国以来,大一统成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人民盼望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秦王朝的统一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秦朝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而是在于它的统治太残暴。项羽认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引起了更大的动乱,不久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引兵偷渡陈仓,击溃项羽分封在关中的三王,控制了关中。此后刘邦便以关中为根据地,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采取两条战线作战的方针,刘邦亲率军队与项羽周旋,吸引其主力,而由彭越和韩信所统帅的两个方面军则从侧翼发展实力。刘邦一军虽然屡次被项羽打败,但由于有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地为他补给兵员粮草,得以坚持下来,并紧紧吸引住项羽的主力,彭、韩两军乘机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彭越在梁地往来游击楚军,断楚军粮道;韩信则攻下燕、齐,从东方威胁楚军。与此同时,刘邦又成功地策动了项羽的大将九江王黥布背楚归汉。这样,双方的形势便逐渐发生变化,汉军越来越强,而楚军的处境则渐趋不利。
公元前204年,项羽为赢得喘息时间,主动向刘邦求和,约定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属汉,以东属楚,双方罢兵。项羽遂引兵东归。但刘邦则采纳张良、陈平的计谋,趁项羽松懈之际进兵,追击项羽到阳夏,双方又形成对垒之局。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拥有重兵的彭越和韩信裹足不前,意存观望。特别是韩信,更对刘邦进行要挟,要刘邦封他为齐王。为了集中力量击败项羽,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答应了韩信的要求,与韩信、彭越相约,破楚之后,自陈以东至海的地区全部封给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地区封给彭越。两人既受封为王,又获得了广大的封地,终于改变态度,引兵会攻楚军。公元前202年,刘邦各集团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彻底打败项羽,项羽突围后在乌江边自杀。这年2月,刘邦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
纵观楚汉相争的历史,刘邦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政策和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其权谋的优势显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项羽原本居于优势,兵多势强,但一方面他目光短浅、刚愎残暴、烧杀掳掠、大失民心,又兼缺乏智谋,只想以武力取胜,有勇无谋的项羽当然不是刘邦的对手。另一方面,项羽刚愎自用,不能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致使许多有才能的人物在刘邦的拉拢、引诱下,纷纷背项投刘。就连唯一的谋臣范增,也因刘邦的反间计,被项羽罢黜不用。与此相反,刘邦则心胸豁达,深谋远虑,有胆有识,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刘邦既有稳固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又善于用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从大局出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上下齐心协力,和衷共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刘邦后来在总结夺取天下的原因时曾说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转运粮饷源源不断,我不如萧何;统兵百万,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当今人杰,我都能任用不疑,让他们尽展其才,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项羽呢,他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了。”与刘邦相比,项羽却缺乏自知之明,直到死也还不觉悟。他不从自身寻找由强而弱、最终失败的原因,而是归咎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智者与愚者的区别。
公元前202年正月,各位诸侯与将相大臣共同上书,尊刘邦为皇帝。“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远古时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皆称王。秦始皇认为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了夏、商、周的王,可与上古的三皇五帝并列,于是改称为皇帝。对于“皇帝”这一称号,刘邦当然心仪已久,但他以一介平民,奋竞草泽而一统天下,居九五之尊,用皇帝的称号,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吗?深谙机谋的刘邦决定以退为进,便假惺惺地谢绝了臣下尊他为皇帝的建议,说:“吾闻之皇帝乃贤者的称号,吾不敢当皇帝之位。”群臣一再坚持,刘邦再三谦让,最后他表示不能违背众人之意,才说道:“诸君坚持认为我应该称皇帝之号,为了国家,我就答应了吧。”刘邦的这一谋略,竟为后来历代的开国之君所效仿,而成为一个惯例。
如果说刘邦是一位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甚至还有点流氓气的草莽天子的话,那么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则是一位仁慈厚道、温文尔雅、具有儒者气象的开国君主。两人夺取政权创建王朝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气质和文化素养也不同,因而其夺取政权的谋略和权术也大异其趣。刘秀建国后,有一次与家人欢宴,宗室诸亲异常高兴,酣饮之中,大家说道:“文叔少时谨信,与众人不款曲,惟以柔直处世待人,故能践九五之尊。”光武帝听后,大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以柔道夺取天下,以柔道治理天下,这可以说是光武帝一生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他权谋的突出之处。
刘秀是西汉的宗室,汉高祖的九世孙。他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自幼便受到儒学的熏陶,青年时期曾在长安太学里研究儒家经典《尚书》,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后来回到家中务农,经营产业,过着耕读持家的生活。当时外戚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朝。但王莽政权不仅丝毫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加速了政治腐朽和经济崩溃,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民众纷纷起兵反抗王莽政权。刘秀的兄长刘,字伯升,为人刚毅有大志。自王莽篡汉以后,他就暗中准备起兵反莽,复兴汉室,为此广交天下豪杰,为将来起事积聚力量。刘秀与乃兄性格相反,谨慎持重,外柔内刚,温文尔雅,深沉而有谋略。在起兵的问题上,他比兄长更加深谋远虑,显示出稳重、深沉的特点。当时人们厌恶新朝,思念汉室。刘秀是西汉宗室出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一条谶语:“刘秀当为天子。”这个“刘秀”可能是指王莽的国师公刘歆,也可能就是刘秀自己的伪造。总之,刘秀决定利用人们希望复兴汉室的心理和当时流行的谶纬思潮,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让“刘秀当为天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宛城豪杰李通、李轶也好图谶之言。他们见天下兵起,王莽政权行将灭亡,刘姓复兴的思潮十分流行,二人便商议道:“南阳宗室,独有刘伯升兄弟可以谋大事。”于是便编造了一条谶语:“汉当复兴,李氏为辅。”适逢刘秀前往宛城贩谷,李氏兄弟便盛情相邀,与他谈及图谶和起兵之事。于是刘秀便与李氏兄弟深相接纳,暗中做起兵的准备。汉朝时神秘主义最为盛行,特别是两汉之际,谶纬思潮十分流行,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刘秀以神道设教,利用图谶来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谋略。
公元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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