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换乘开往北京的车,在月台上穿梭时又与徐冰砚打了照面,他的衣服并没有加厚、还是那天晚上借给她穿的那件,那厚度在南方尚且合适,可搁在北方的严冬里就显得很不顶用了——就算这也要感谢她,要不是她好心在那夜之后让秀知去把衣服还了,如今他就只剩单衣穿了。
白小姐暗暗撇了撇嘴,心说她才不管他冷不冷,可与此同时不平的心底又隐隐冒出一道声音,敦促她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倘若此时此刻他能迷途知返走过来找她说话,她便大发慈悲不同他计较了。
可结果呢?这人竟像是瞎了,她一个大活人站在月台上他偏偏看不见,只跟他手下那帮大头兵一起押解着在路上扒毁铁轨的土匪,径直从她眼前穿过去同直隶省的军警们交接了。
这、这真是岂有此理!
她单知道女人的心思是海底针,没想到男人也不遑多让,前夜里还又给她烤甘薯又给她递衣服,这才过去多少工夫就转了脸了?
好笑,还跟她在这儿欲擒故纵耍心眼儿,真以为她有多稀罕?
白小姐动了真火,再也不看那人一眼,一扭头便朝月台另一端走去了。
而她的这番恼怒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天津时还气得头顶冒烟,可等从北京下车时就已经没什么波澜了,说到底一个被人巴结惯了的人,可不容易放下骄傲对其他人掏心窝子呢。
她平静到什么程度?目不斜视就从徐冰砚面前走过,径直坐上了北京政府派来接他们一家的豪华轿车,连眼风都不曾朝人扫上一扫。坐上车后把车门一关便彻底同他是两个世界,矜高的猫咪抬着下巴让司机开车,没一会儿就消失在了北京冬日的街头,再不会朝这破落又嘈杂的车站看上一眼了。
这情势把一帮大兵都给看愣了,不晓得前日才跟长官一同吃烤甘薯的大小姐怎么隔日就翻了脸,只张颂成一个豪不意外——他原本就不信同僚们之前嚼的那些舌根,心想大小姐就是大小姐,贵人总是难免薄情,高兴了给人几分好脸色、不高兴了便要一脚把人踢开,枉他们长官遇匪的那天晚上还专门拨了个人去她门前守着,真是不值当。
相较于士兵们的或惊或怒,徐冰砚的情绪就平静多了,他看着她的车消失在道路的拐角,同时看见他那没有血缘的兄长也驱车紧紧地跟在后头,眼神平静得像是没有活水的古旧深潭,只有一点点波动隐藏在最底下,没人能瞧得见。
微寒的空洞。
恰这时又传来鸣笛声,是来接他的人到了,他回了神,随即又收回了目送她离开的目光,转身阔步向停在路边的军车走去。
来接他的人是冯览,徐振徐将军的秘书。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据说同徐将军是远亲,在他发迹之前就跟随其左右,至今已经辅佐了对方二十年,是他真正的心腹。
冯览中等身量,生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丢在人堆里没人会看他第二眼,也保准没人能在事后认出他;唯独那双眼睛有些特别,眼白很大瞳仁很小,与常人不同的比例细看总显得有些骇人,好在他鼻子上还架了一副圆框眼镜,这么一遮就好了许多。
他并非一年到头都在徐振身边,三不五时就会到外省公干、替徐振料理一些复杂而隐秘的差事,这些差事此前徐冰砚都无权插手,毕竟他到徐振身边尚且不过五年,对于一个手握大权的上位者来说,这显然还不是一个足够放下戒心的年限。
但形势从今年起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徐振年岁渐长,似乎也起了些许放权的念头,进而开始有节制地将涉及机密的要务交给养子处置,譬如采买军火,譬如粮饷贪墨,譬如与洋人打交道。
这可都不能算是什么干净的活儿,同时又还没脏到底,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度上,恰似徐振对养子的信任,也正是这么不多不少的。至于徐冰砚,他的表现一向很让人满意,事情来了就安安静静地接,接下之后就妥妥帖帖地办,总不会出什么差错,更好的在于从来不会在背后多打听,令人放心极了。
冯览也对徐冰砚颇为欣赏,此时一边亲自开车还一边亲切地问:“这一路上可还算顺利?没出什么岔子吧。”
徐冰砚当时正看着窗外,象征权力的天朝皇城比摩登混杂的远东明珠显得更为陈旧,迎面走来的人们虽然剪掉了辫子,可那一张张脸上的神情却还和过去的日子毫无分别,他们像过去一样作揖、一样磕头、一样抽大烟,世道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
他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目光,答了冯览的话:“还好,遇上一点小波折。”
冯览其实早就知道火车遇匪的事了,甚至还知道徐隽旋打人呢,眼下这么问无非只为了表达一番关切,使对话的展开不要显得太生硬罢了。
“一路辛苦,”冯览客气地说,“将军的手书带来了么?”
这才是正题。
徐冰砚坐直了一些,谨笃地点头,眼神朝他上车时放在后座的箱子看了一眼,说:“带来了。”
冯览点头说了一声“好”,窄小的瞳孔像针尖儿一样细,又转而说:“一会儿见到孙将军,记得客气些跟他问好。”
车子停在一座气派的四合院门前,从这里朝对街望能够很清楚地看见那条声名远扬的使馆街,而在1901年之前这里还叫东交民巷,是明清两代五府六部所在之地,倘若辛丑年的那场战争不曾发生,徐冰砚兴许还会在会试之后来到此地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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