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多谢了。”
中午她做了称为potage lie的浓汤,另外还买了羊角面包。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后我们离开了公寓。走到街道上,我这才发觉公寓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虽然天气不是很好,卢森堡公园里的游客仍然不少。人们悠闲地坐在池塘边的椅子上或读报或聊天,不时有风姿绰约的苗条女郎推着婴儿车经过美仑美奂的雕塑旁。
我们在公车站上了一辆红色公共汽车。薇奥莱特向司机买了两张票,给了我一张。打过车票后,我们在公共汽车的后半段找到两个连着的空位坐了下来。
律师事务所所在的第七区就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西侧。第七区原是贵族云集的场所,现在成了使馆区和政府部门所在处,区内古董店和美术馆数不胜数。汽车一路经过圣叙尔皮斯教堂,总统府,国民议会大厦,荣军院。而我只是默默看着它们从眼前经过。
从车上看向窗外,巴黎实在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其特别之处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从书上得到的印象。那些原本存在于伟大小说时代的古老建筑居然保留至今,并且出现在我眼前。我所看见的一切仿佛都似曾相识,充满艺术美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着摩登的衣裙流连于五光十色的橱窗的时髦女郎,骑着赛车式样的自行车匆忙赶路的年轻人,闲适地坐在露天咖啡馆里的老人,甚至路边那些在广场上挺着肚子散步的白鸽——其神态无不都显得非常幸福。
当埃菲尔铁塔的钢铁肢体清晰可见时,薇奥莱特告诉我已经到了哈波大道。她按了停车键。车停后我们下了车。
从外观上看,律师事务所颇像十九世纪贵族府邸,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建筑。事务所古旧而不残破,与上海外滩的某些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对比了一下记下的地址,的确是这里。
事务所的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店。我和薇奥莱特约定等办完各自的事情后在咖啡座碰面。
律师事务所的内部与外部一般古色古香,大理石地面,木质楼梯,带着宗教色彩和历史沉淀感的旋涡状花纹。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室内光线略显不足,尽管是白天,楼内依然开着壁灯。我问了女门房,得知拉韦尔律师的办公室在二楼。沿回旋式楼梯走上二楼,一位穿深色套装的接待员迎上前来。她问我是否是来自中国的可雅·徐先生。我说我是。
“拉韦尔先生正在等您,”她说,“请跟我来。”
接待员带我来到最里间的一道房门。她敲了两下门,随即打开房门示意我进入。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中央的办公桌宽大而不威严,墙面的色调和花纹与建筑一样古老。与我想像中的律师办公室略有出入。身后的接待员从外面轻轻关上了房门。看看手表,时间恰好的两点三十分。
律师站起来,隔着桌子与我握了握手。我是第一次看见律师本人。他五十来岁,亚麻色卷发,穿着手工缝制的深蓝色西服,戴暗色系的条纹领带,举手投足间仿佛带着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风度。这种风度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或可称为grand genre。
房间里并不只有律师一个人在。桌前还坐着一位栗发女士。女士的衣着普通简洁,白色高领毛衣,咖啡色长外套,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外,没有戴任何首饰。至于年龄大概介于三十和四十之间,已然不算年轻,却有着让年轻失色的美貌和高雅。她的气质十分高贵,但绝非故做姿态,没有给人以冷漠高傲感。女士转过脸看了我一眼,脸部轮廓线条柔和。
“徐先生,这位是德·雷米卡埃伯爵夫人。” 律师把栗发女士介绍给我。
“克洛蒂尔德·雷米卡埃。”栗发女士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您,徐先生。”
我稍一迟疑,握了握她的手。“您好,夫人。”
律师问我是否想喝点什么。我摇了摇头,坐在了女士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如同音乐厅里演奏的间歇。左边墙上一台古董钟来回摇晃着钟摆。
“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好了。” 律师正了正领带,说,“这并非是对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不敬,而是忠实地执行他最后的意愿。尽管我们都对一位天才人物的逝去而感到悲痛,”
他戴上一副金边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就像写给您的信里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邀请徐先生来到这里,与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先生的遗嘱有关。”
拉韦尔律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封信。
“科洛先生的信,我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去世的一周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防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联系到了杂志社,从而把信转给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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