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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

作者：秦学颀

内容简介：

说到权术，在人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闪现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白脸曹操以及足智多谋、彻天透地的诸葛亮简直就成了权术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谋近乎于奸，而诸葛亮的智谋则近乎于神。

可见中国人对于权术人物及其事迹是喜闻乐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它又总是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权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正文

前言

说到权术，在人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闪现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白脸曹操以及足智多谋、彻天透地的诸葛亮简直就成了权术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谋近乎于奸，而诸葛亮的智谋则近乎于神。但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都是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智谋人物。在中国的文学、戏剧舞台以及各种艺术作品中，他们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可见中国人对于权术人物及其事迹是喜闻乐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它又总是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权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反思传统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不接触权术、研究权术。

历代研究权术的著作非常丰富。春秋战国是研究权术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在先秦的诸子中，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比较重视对权术的研究。这一时期关于权术的著作主要有《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孙子兵法》主要从兵家的角度提出了战争中的种种权术和谋略；《韩非子》是先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它论述了集法、术、势为一体的统治理论；《鬼谷子》则是一部专门研究纵横家权术的著作。东汉有《越绝书》，该书主要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事，其中大量篇幅叙述勾践归国后为雪会稽之耻，采纳和实行计倪和范蠡的谋略，故人们多认为这是一部“复仇之书”，“多阴谋秘计”陈桥驿：《点校本〈越绝书〉序》……初唐有赵蕤的《长短经》，评议古今权谋，特别着眼于三国时期的权谋。至明代有冯梦龙的《古今谈概》、《智囊补》，搜罗历代的权术谋略。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乃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作者以一支生花的妙笔，展现了东汉末年以来几十年间的兴灭，生动地描绘了惊心动魄、千姿百态的谋略，蕴涵文韬武略，凝聚大智大勇，发谋略之指要，直可压倒群书。清初学者毛宗岗又以锦心绣口，揭示其奇及何以为奇。

历代对于权术的评价，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其一，权术是政治无道的产物，天下有道、政通人和，则权术不行；天下无道、沧海横流，则权术大行于世。特别是儒家学者，主张以仁义治国，所以基本上是反对权术的，对权谋、权术深致贬词。荀子就讲过：“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其二，权术是在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之外的权变措施，是“圣人忧道之深谋”。当道德教化不可行之时，当礼仪废止、刑名无威之时，就可代之以权术。因此权术只是权宜之计，就像甲胄一样，只能在御寇时穿戴而不能常服。其三，行使权术必须符合封建政治的原则，有利于国家和社稷，“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唐孟氏注：《孙子兵法·计篇》……如果佞人行使权术为身为家，那就应该坚决反对。其四，法家则公开宣扬、鼓吹权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特别强调权术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的基本手段和方法，甚至公然主张使用卑劣的阴谋诡计。

何谓权术？权，本义是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秤杆为衡，秤锤为权，故把称量物体叫权衡。世界上没有哪一样事物不可以权，天可权，地可权，人可权。管子认为，时令是宇宙的权，财富是大地的权，威力是人的权，政令是君主的权《管子·山权数篇》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谁拥有了这些东西，谁就掌握了权，所以权又引申为权力。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拥有了国家政权，就获得了对土地与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权。权的另一个含义是权变。《说文解字》曰：“反常曰权。”《春秋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春秋公羊传》之“桓公十一年”。“经”是永恒不变的原则，“权”就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而采取的临时的机变措施，所以权又有变通之义。术即方法、谋略。由此我们就可以为权术下一个定义：权术就是为了获取、巩固政治权力所采取的谋略。“自五帝既降，舍机权而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冯用之：《权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不害语。“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冯梦龙：《增补智囊补》。这些议论表明，权术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大都认识到权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权术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屡屡被采用，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君主集权专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单一化的政治等级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最高的主宰权力。君主不仅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统属权，他可以随意处置他的臣民。此外，在这一权力结构中，也缺乏纵向的分权机制。也就是说，君主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染指。因而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强权与服从的关系。

中国古代集权专制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我国古代的君主一般是通过世袭而获得皇位的，而且也制定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但是在实际上，皇族内部在权力的兴替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皇权权威极大地诱发了皇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皇族的成员常常觊觎皇位，并由此衍生出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子弑父、弟杀兄者有之，兄篡弟、叔伯篡侄子者有之。除了皇族，其他的社会集团也觊觎皇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士大夫官僚集团。皇族与这些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利益的或明或暗的矛盾冲突。历代宫廷政变的主角有很多都是来自这些集团中的人物。由于政变的非法性，所以他们大都在政变中采用阴谋权术，而在政变以后把自己打扮成应天承命的化身，把被夺位者丑化为万劫不复的罪孽。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还表现在官吏的升迁上。历代王朝虽然都制定了关于官吏的任免、考课、奖惩的制度，但是，君主对官吏的任免、升降、黜陟，往往不按制度办事，仅凭一己之私欲和好恶。能得到君主之欢心者，可以获得超乎常规的擢拔，“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如果不符合帝王的心愿，哪怕没有过失，也会无端地被贬黜。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科举考试，本该吴情得状元，但嘉靖皇帝看了吴情的名字，心中顿然不快：“无情”怎么得状元！当时正打雷下雨，嘉靖皇帝忽然看到一名考生名叫雷鸣，他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一时兴起，遂点为状元。在封建社会中，像嘉靖皇帝这样不依法办事，凭一己之好恶，随心所欲地任命官吏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正是这种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给那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他们极尽玩弄阴谋权术之能事，专门去讨皇帝的欢心，一旦得宠，便可抱紫握珠，跻身公卿。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必然造成官僚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政治权力具有短暂性和脆弱性的特点。而这种情况正是君主为巩固皇权而造成的。对官吏委任如流，调动无常，使他们经常处于流动不停的状态，就不能构成威胁皇权的权力基础。这是皇权限制朝臣权力过度膨胀的策略。特别是一场政治斗争以后，往往会造成朝廷官僚队伍的大换班。东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密谋诛杀专擅朝政的梁冀以后，与梁冀有连带关系的朝廷内外公卿大臣、列校、刺史等大小官吏三百余人，或被诛戮，或被黜免，朝廷为之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宦海险恶，仕途莫测。“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后汉书·朱浮传》。官吏们深感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为了保住权势富贵，不惜用各种权术去侍奉君主，去应付君主随时降临的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还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频繁的、无休止的权力再分配，而这种权力再分配往往充满了极其残酷的斗争。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得势者升官晋爵，恩宠有加；失势者大权旁落，横遭祸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以权术纵横捭阖，乃是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一种重要的手段。

权术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机变诡诈、奇谲非常，即所谓“阴谋”。“阴谋”者，密室策划，秘而不宣，深藏不露，突然发起，防不胜防，如历代的政变、兵变和交战中的密计等。当然，权术除了“阴谋”，也还有“阳谋”的一面，比较突出的，如汉代以来由尚书台、中书省、门下省的设立所导致的历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它们最初都是君主为控制臣下而采取的临时的权略，后来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术分为君主驭臣之术、人臣事君之术、与国伐交之术、官场交接之术等几种类型。君主驭臣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历史上的权术基本上是围绕着皇权而展开的。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包括机构术、用人之术和阴谋权术三个方面。人臣事君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中把人臣分为“六正”、“六邪”两类，共十二种。“六正”之臣：一曰圣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二曰良臣，“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三曰忠臣，“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四曰智臣，“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五曰贞臣，“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曰直臣，“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而言主之过失”。“六邪”之臣：一曰具臣，“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二曰谀臣，“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三曰奸臣，“内实险谲，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四曰谗臣，“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五曰贼臣，“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六曰亡国之臣，“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他认为，人臣事君，应当行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这样就可以“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贞观政要·择官》……本书就包含了这“六正”、“六邪”之臣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条件下的事君之道。中国有大一统的时期，也有列国分裂的时期，各国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展开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斗争。其间权术的运用也异彩纷呈，使人眼花缭乱。另外，本书也精选了两个民国政治风云人物的权术运用章节，一并呈读者。至于官场交接之术，本书著者再三考虑，决定不纳入写作的范围，其原因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古代把同朝为官者称做同僚或同寅。在古代许多官箴中都极力强调：“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宋）吕本中：《官箴》。相互之间应该和衷共济，输诚持正，以道义相勉；同寅相交要淡如水，不可过于亲昵，更不应该自立崖岸，贪竞猜疑。在几千年的官场之中，也确实有不少以国事民生为务的好官，他们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热切愿望，力图干一番事业；他们注重名节和操守，不蝇营狗苟，清正廉洁，公忠体国。但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对权力的崇拜导致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追逐权力。权力是获得财富的基础或首要条件，“以权力致富贵”，至少从汉代以来就是这样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丧失了权力就丧失了一切。另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形成约束权力的机制，无论是权力的获得还是权力的丢失、剥夺，都缺乏有效的程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从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官场阴暗面要多于光明面。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为了保住已有的权势，他们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或设置陷阱，置人于死地；或阳奉阴违，翻云覆雨；或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甚至出卖人格，阿谀奉承，巴结投靠，摇尾乞怜，献媚邀宠，不惜吮痈舐痔，颂屁尝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权术的运用老辣、纯熟、精练而又极其丑陋，作者每每看到这些材料，都非常恶心，难于下笔。这些权术无任何价值可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腐臭的一堆垃圾。为了不污染读者的耳目，作者也就把它们丢进历史的垃圾箱里了。

第一章　君主驭臣之术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历经了几十个王朝。有的世系绵长，享国数百年；有的命祚短促，政权播迁，转如飞蓬。朝代的变革，岁月的流逝，铭刻着无数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也记载了不少野心家的贪残暴虐。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权术，乃是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两千多年来，君主集权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国王、君主、皇帝，这些唯我独尊的“真龙天子”，据说是天帝派到人间代天行道，统治万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对君主权力的颂赞之词。君主身处巍峨森严的九重宫阙，高居于龙廷玉阶之上，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俯视着臣民，百官大臣则匍匐在龙廷玉阶之下，怀着惴惴不安的惶恐和谦卑恭顺，战战兢兢地领受着君主的浩荡龙恩或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

在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拥有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独占权，对百官大臣拥有生杀予夺的主宰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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