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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权交接。  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又充分考虑到澳门的一些特点和实际情况,中方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在制定对澳门的具体政策时,对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都尽量予以照顾。澳门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即所谓“土生葡人”,他们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依法保护这批居民的利益,并尊重其习惯和文化传统。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遗产和影响的延续,中###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协议中特别写入“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并同意葡萄牙语除作为正式语文外,仍可作为教学语言的内容,将文化、教育、语文方面的条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有关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虑到葡萄牙早已从澳门撤军,我解放军进驻澳门时,便没有像香港那样的军事交接问题。因此,解放军没有在政权交接的午夜零时开进,而是在回归日的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威武进驻。   。。

平静中的澳门回归(二)

澳门的过渡期几乎与香港的过渡期同样长,但面临的问题颇不相同。  为了实现平稳过渡,澳门在过渡期要解决“三大问题”:即语文、人才和法律。这三大问题成为中葡外交磋商中自始至终的重要议题。中方在各个层面都积极地推动并协助葡方解决这些难题。这中间,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但双方基本没有公开争论过,而是协商解决,最终完成了工作。  在此期间,两国领导人曾多次互访,澳门问题自然也是双方磋商的重点。在澳门问题上的良好合作,可以说促进了两国双边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1991年2月,我首次访问葡萄牙,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与葡方就中、葡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正式达成协议,为推动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  说起来,葡萄牙成为1989年之后第一个接待中国外长正式访问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在澳门问题上合作得很好,双方在过渡期中可以展望到澳门交接之后中葡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因此,在两国高层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可以有力地推动中葡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发展。  在过渡期内,我同葡萄牙外长多次会晤,讨论澳门过渡的有关问题,也以外长身份或陪同我国领导人几次访问过葡萄牙。其间,还第一次访问了澳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9年3月,我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应澳门总督之邀,去澳门出席澳门文化中心揭幕典礼,并在那里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会晤。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而在香港回归前,我并未能以官方身份正式访港。  澳门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葡萄牙的传统文化,更有澳门本身的文化。澳门同胞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孙中山先生早年就在澳门生活、行医。著名作曲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也是澳门人。  在与桑帕约总统会晤中,他表示很关心澳门回归中国后,能否继续保持自身的特色,并希望澳门过渡期的结束,将给中葡两国关系带来新的积极因素。他还特别告诉我,他将亲自出席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就澳门过渡期最后的270多天里的双方合作和所有有待解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进展,双方谈得十分融洽愉快。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之间终于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那天的交接盛典,见证了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至此,港澳两地回归的任务都已完成,中国人民更有理由期盼,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从而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何日两岸同,天意遂人愿。”这也是我晚年的心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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