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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塘沽停战协定（第1页）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我沈阳，中国对侵略的日本取不直接交涉政策，而诉之国际联盟。直接交涉在国民是不甘，在政府是不敢亦不易。事经两年，除淞沪之战，中国不抵抗而失去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抵抗而失去热河一省，东北四省都成为日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中国虽失去了极大极富的东北四省，然在地理上，这几省向称关外，有长城相隔；在政治上，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中国丧了主权，失了富源，还可以等待国际机会，暂以不承认敷衍一时。廿二年（一九三三）长城之战，则日军长驱直入到了华北。我军事内容，在上章几个电报可以略见一斑。人人知不能战，而不敢言不战。不负责任者唱宁为玉碎之高调，而存希图侥幸之心，事实上是“日蹙国百里”。

华北非东北可比，立刻要影响到全国。而华北的得失，系于平津之守不守。斯时的平津，已不是军事上能守不能守问题，而是政治上欲保不欲保问题。实逼处此，欲保平津不能不停战，停战必须与日本人交涉。《塘沽停战协定》——即是长城战后，在华北前线的中国军，与日本关东军间的停战条款。全文五条，当时各报都有登载，并无附件，其大意要点有三：一、中国兵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线；二、日本兵撤至长城线；三、日本兵退出之地，中国接收后以保安队警察维持治安，不驻兵。此条款系民国廿二年五月廿二日彻夜由膺白在北平与日方商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分会）代委员长何敬之（应钦）先生共同主持，秉承政府，五月卅日在塘沽签字；签字者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吾国军分会代表熊斌。日军退出而吾国接收的地方为河北省十九县如下：滦县、昌黎、乐亭、抚宁、迁安、卢龙、宁河、丰润、玉田、遵化、宝坻、通县、三河、平谷、怀柔、香河、蓟县、密云、顺义。另都山、兴隆二地设治区。《塘沽停战协定》原文如下：

一、停战协定：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概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印，华北中国军代表熊斌印。

二、觉书：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昭和八年五月卅一日，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印，中国军代表熊斌印。

平津之应否保全？我借山西省主席徐次宸先生（永昌）给行政院汪院长、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两份电报，及胡适之先生在《独立评论》的一篇文章说明。徐先生的电如下：

南京汪院长赐鉴：自热河失陷以后，一般人颇冀抗日战线立定脚跟，进一步编成较有把握之抵抗线，同时交涉方面亦将得有相当进展。乃月余以来，各方团结未能实现，不惟较有力之抵抗线未能编成，而所谓立定脚跟之初步亦未做到。睹芳泽之来去情形，似交涉亦尚在绝对僵局。近且寇入益深，军力将竭，平津之失与不失，只恃敌之来与不来，情况如此，断非依违不决所能渡过。先生于国事万分严重之时，由欧返国，毅然以国家存亡为己任，牺牲精神洵足以昭示国人。惟念时不再留，需为事贼；昔人云：“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前事不远，可为殷鉴。今日和战大计，亦惟有及吾人之身，乘可为之时，决然自负，一切毁誉皆所不计，个人利害亦所不计。抱全民忍辱一时之决心，以求伸于他日，战国时之勾践，其先例也；欧战时之德意志，亦其先例也。不然，则须根本计划破釜沉舟，与敌作殊死之抵抗；盖昌以为现今之所谓抵抗，仍在轻描淡写之径途中。顾名思义，先生为中枢之责任者，假定平津失陷，华北沦亡，千载后记史者，必书为先生执政时事，甚为先生惋惜也。事急矣！先生宜如何断然处置，或协同人以为之，尚祈早日裁酌。永昌夙夜忧虑，不暇择言，冒昧奉陈，惟希鉴宥是幸。徐永昌叩号。（廿二、四、廿）

徐先生电末附言：“曾于四月十日上蒋先生一电，意思略同此。”后又有上蒋先生电如下：

南昌蒋总司令钧鉴：日敌反复进扰华北，实已入于最严重时期，昌曾就一得之愚，迭向何部长诸君言之。兹更撮陈，幸赐垂察。今日偏重外交者，咸言国际颇倾向我，我若一旦与日妥协，必致尽失与国。永昌以为国联之一时不能解决中日纷争，犹之我中央日前不能解决川刘之争，其势正同；使当日刘文辉不自挣扎其自存之计，此时已入枯鱼之市矣。故军事不必恃有外交，同时外交亦不必以军事为可恃，所谓两恃之则两失之。日人今有宣言谓将进至密云、玉田之线，而揣测者即谓为不到平津之表示，此真无异于张仪之欺楚，绝不可靠。今专就军事言，我军今已不胜敌人之压迫，渐撤至密云、玉田之线矣。即以前日所规定固守平津最近之白河线言之，屈指可战之兵才七十余团，而阵线长过四百余里，以屡经挫折之兵一团守六里战线，昌以为决不胜任。如中央决守平津之线，则最后之打算，不可一日再缓，所以昌主白河线万一不守，平津两处须早为守城准备也。虽然，我大军若退过平津之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洲国亦意中事，所以决不放弃平津者此也。或谓日人得平津无办法，不知我失平津更无办法；盖仅就收入一项言之，已足制我死命，正如杀人者固不得了，而被杀者先不得了也。总之，平津失则华北亡；或谓平津纵失，亦不过一时，然数十万败兵一旦退下，人心何以维持？财政何以敷衍？昌以为其困难将万倍于不退平津，尚祈钧座千万注意。昌为此事，在平日夜焦思，昨于平绥车中属稿，筿日回并拍发，合并附陈。徐永昌叩筿。（廿二、五、十七）

以上两份电稿系抄稿给膺白，膺白看到在何时我不得知。徐次宸先生是政整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之一，十余年后他充当盟军在密苏里军舰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代表。两个电报对当时实际军事政治情形，说得很为透彻。

胡适之先生的文，题曰《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五二及五三合期（廿二年六月四日），我录自黄君坦所作《塘沽协定始末记》（未刊）。曾在纽约获得胡先生面允引用，文曰：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时期，不能不平心静气的考虑我们所处的局势，然后决定我们应该采取的步骤。

我们所处的局势是这样的：第一，整个的中日问题，我国政府在这时候绝无解决的能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此时的解决，无疑的，就等于放弃东北四省承认满洲伪国，这都是全国民众所不许的，也都是政府在道义上、在责任上所不能接受的。第二，现在的战事已由热河榆关进到长城以南，不但北平、天津有陷落的危险，连整个的华北都有被侵吞的可能。喜峰口与古北口两处我国军人的奋勇抵抗，南天门的八日八夜的应战，都是全国人与世界同声赞叹的。但现在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了。我们的最精良的军队的血肉牺牲，终不能长久支持敌人的最新式武器的摧残，终不能撑持这个无险可守而时时刻刻有腹心之患的大局，这也是我们都不能否认的。

在这个局势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两点：

第一，整个的中日问题此时无法解决。

第二，华北的危机目前必须应付。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这一点上至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主张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现在北平的军分会与政务委员会大概是主张这第二种办法的，所以从五月廿二夜以来，有停战谈判的进行。

我个人是赞成这第二个主张的。此时华北军政当局所进行的停战谈判，因为没有正式的记载与报告，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详细的内容，但我们观察今日的形势，深觉得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同时应该监督政府，使他不得逾越局部救济的范围，不可因谋局部的保全而放弃整个问题的奋斗。

我所以主张华北停战，有几层理由：

第一，我认为这是为国家减轻损失，我不信失地绝对不能收复，但我深信此时单靠中国的兵力不能收复失地。这十八个月的经验是失一地便丢一地，失一城便丢一城，失一省便丢一省。敌人的野心无穷，而我们的疆土有限；即使敌人不能久占华北，而我们决不应该不顾虑到敌人占据华北来威胁中央，来做承认东北热河新局势的代价。我们看了最近几十天之中两次滦东大崩溃，看了长城南面各县人民的流离痛苦，我们深感觉政府在此时不能不为国家人民谋怎样减低损失的方法。到了华北又成了第二热河，那就太迟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桩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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