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罗素在一篇短文《我的信仰》中曾说:“有一段时期,西方世界分裂为信仰新教和信仰旧教两派;各国政府非此即彼,头脑清醒而守中立的人属于少数,当时认为这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但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残杀,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胜利之后,人们对这种事厌倦了,停止了战争。我们今天回顾起来,觉得压迫新教和压迫旧教之间,并不见得哪一方面更有理由,我们只能将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分为两派,一派是头脑清醒的,另一派是互相残杀的愚蠢的狂热分子。将来人们看我们这时代,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都属于狂热分子。最终的胜利一定不会属于狂热分子,因为他们企图使人的情绪经常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到得最后,大多数人一定会觉得这种紧张的情形是忍受不了的。经过了紧张刺激的宗教战争之后,跟着而来的是十八世纪,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一个轻松的、与民生息的时代。我确信,目前这种思想意识的激战过去之后,又将是一个理性的时代,那时候,人民将不愿为了坚持某种信仰而去迫害旁人,因为这种信仰根本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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