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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６００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４２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７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

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８００。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８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７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８００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１５００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１０月２８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４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１）到了１９２２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８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２７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

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１９２２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

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

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

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

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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