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4部分（第1页）

“亚当！”薇拉收起手中的扇子，将它往亚当的怀里一塞，一脸苦涩地说：“我笑不出来，我怎么能笑得出来呢？这扇子你拿走，我不要了，你最好用它去当几个钱来给我买食物吧！我饿了……”

亚当默默无言，两人对视了一下，彼此的眼睛里都没有泪水，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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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咒钢琴》十三（1）

赵克强和李梅被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接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北面的江苏省盐城地区。这里的湖泊发达，沟岔交错，交通工具就是一条条木船。每一条小河都掩映在茂密的芦苇荡中，常常是当你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拐一个沟岔就是一座村庄和小镇。

这里小镇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国南方的白壁黑瓦，翘檐格窗。街道和街道之间，是拱形的小桥。小桥下面的窄窄的河道上，碧波荡漾，漂着一只只农家姑娘摇橹的木船，木船上放着她们从湖面上采来的菱角和莲藕……

赵克强和李梅的小船就是在冲开密密的绿色屏障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悬挂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水乡小镇停留住了。

小船靠岸后，李梅看到了一群群无忧无虑地奔跑着玩耍的孩子们，他们的衣裤上都是大块的补丁，比起列宁格勒吃土豆面包的孩子们，他们要瘦弱很多；李梅还看到在河边的石阶上妇女们正在洗衣、淘米、洗菜……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控制下的根据地。由于这里的地形复杂，日军的大型军舰开不进来，小型的巡逻艇又怕遭到新四军和游击队的伏击，所以，就被新四军控制了。这里的老百姓因此也有了不同于敌占区的和平生活。

在逃亡中紧张、疲惫的李梅像突然见到母亲的天堂一样，冲着小镇上的人们大喊：“我回来了啊……”

河边的妇女们，纷纷抬起头，她们看见一个穿着俄罗斯洋装的李梅，都睁大惊奇的眼睛，继而像一群唧唧喳喳的母鸡，嬉笑着议论起来。

接应赵克强和李梅的人，将二人领到新四军的一个纵队司令部里。

纵队司令部坐落在一个大的四合院里，四合院的房子上高挂着无线电的天线，戴眼镜的参谋人员进进出出，看见李梅和赵克强都友好地微笑着打招呼，这让李梅和赵克强十分的温暖和感动，真的是有到家了的感觉。纵队的张司令，一个差不多四十岁的汉子，也是李梅、赵克强父辈的部下，从正门大厅里迎了出来：“辛苦了，欢迎欢迎！”

李梅和赵克强双双叫着：“张伯伯好。”

警卫人员递给李梅一杯水，李梅酣畅淋漓地喝着，一抹嘴，高兴地说：“根据地的水都是甜的啊……”

张司令握着他们的手，问：“一路上没少受苦吧？”

李梅和赵克强互相抢着说，他们路上好险，多亏了犹太人的帮忙，才虎口脱险。

张司令说犹太人是个善良的民族，热爱和平和帮助他人。新四军里就有一个奥地利的犹太医生，医疗水平非常的高，从上海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他的中文名字叫罗生特（Jskob　Rosenfeld，1903—1950），和我们新四军的代理军长陈毅还是好朋友呢……

亚当租的房子在上海虹口区的霍山路上。

这里的房子最初是外国公司为了安置职工和高级一点的中国雇员盖的，后来逐渐转让给个人，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外国公司几乎全部转让给他们的中国员工和高级雇员。房子的主人在战争的困难时期，就低价出租给外国难民和中国难民。既然是为员工和高级的雇员盖的，条件谈不上很好；但也分出一般员工的普通房和高级雇员的公寓。当然，后者是少量的，也仅仅是房间大一点而已。

这是一排排大多数是两层的木板阁楼。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每一排的尽头都有一个死胡同。排与排之间，相隔很近，可以彼此张望。在胡同的两侧，有无数个门洞（外国人叫甬道），门洞里放着一排排马桶。每一个胡同的进口，都有一扇门，到了夜晚就会关上。从胡同的上方俯瞰，整个居民区，像一条条横卧的鱼刺骨。

记得犹太难民赫普纳先生在他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这些房子都是为那些拥有微薄收入的家庭建造的。每幢小阁楼都平均有十几个房间，其中最宽敞的是底层的房间。某些房间的长和宽不超过8尺×8尺，它们的产权属于建造他们的外国公司所有，后来以合理的价格出让。1937年日本人对上海的轰炸，每幢小阁楼被两个或者更多的家庭占据……现在，有的家庭就全家生活在唯一的一间房间里，许多家庭就拥挤在同一幢建筑中，只拥有非常原始的起居设备。由于那些墙壁单薄如纸，因而说话必须喃喃细语，才能够不被整幢楼的房间都听到。我们无法遵守这种礼仪：男男女女被迫在白天和黑夜里的任何时候、随便穿着任何的衣服，在通往安置马桶的过道里比肩接踵地相遇。在虹口，只有很少的房子配备有卫生间。大部分的房子只有这些无所不在的马桶，马桶的上面，有一个可以坐的座位，非常醒目地摆放在门口处或者过道里……占据马桶者必须保持某种水平的礼仪。在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混乱的地方，公开的冲突和争执，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环境同样也产生了一种高水平的团结和友情。在急需或者患病的时候，人们始终可以依靠一个邻居的帮忙。”

《魔咒钢琴》十三（2）

在亚当和其他的犹太难民们来虹口的房子时，有人告诫过他们，只能够带着自己的行李，钢琴是无法安放的。那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房间可能是比较狭小的，于是就将钢琴拉到米勒公司的乐团里。但是，他们还是错估了他们的社区环境和房子。

由于一排阁楼和另一排阁楼的胡同街道距离太近，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行人和街道上做生意的摊贩。同时，他们还必须仰望着胡同的上方，也就是天空——无数花花绿绿的衣服被横空晾晒着，像万国的旗帜，在风中飘摇着，撒下雨点般密密的水珠。至今在上海的某些胡同和里弄里，上海人依然保留着这富有特色的景观。原因是上海的气候潮湿，房间又狭小，所以，狭窄的胡同上方，横空拉上一条绳子，就可以晾晒衣服。有时候，拉一根绳子不够左右邻居使用的，就多拉几根，像密密的琴弦，再搭上衣服，几乎就只能够在稀疏的衣缝里欣赏天空了。

今天的阳光还好，胡同里不是很幽暗。薇拉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脖子里掉进了凉凉的东西，吓得啊哟一声，伸手一摸是水。接着，是更多的水滴。她以为是雨，抬头看去，却是漫天的旗帜里透出强烈的阳光。亚当说，一定是衣服上的水。可是，为什么要在胡同的上方晾衣服呢？

好不容易在疑疑惑惑的疲惫中，走到一幢阁楼前，看到了他们租住的房间地址。然后，他们进了门，在底层的门厅里环顾四周，发现他们的房间其实在二楼的一侧。于是，他们拖着行李和包裹，小心翼翼地爬上了狭窄的木楼梯，打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锁，进了最终入住的房间。房间虽然只有不到8个平方，但毕竟是自打离开列宁格勒以来，第一次住进了真正的房子。薇拉累得终于支持不住，将皮箱往地板上一扔，地板发出砰地一声。

薇拉捂住自己的胸口，闭上眼睛。逃亡的路上，薇拉已经被德军的飞机和炸弹惊吓得有了条件反射，听到砰地一声，心就要跳出来一样的悸动过速。

亚当往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坐上去的时候，他欧洲人的身高马大，一下子将椅子的一条腿坐折了，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又发出砰地一声。

薇拉和亚当两个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亚当看着妻子的眼窝深陷，眼圈黑黑的，皱纹也多了起来，禁不住怜惜地说：“我们总算又有了家，远离了战争。”

薇拉点点头，说：“这是我们的命运，亚当，你不要自责。我的身子都要臭了，我要上卫生间，然后，好好地洗个热水澡。”

亚当环视房间，这才发现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于是亚当安慰着妻子：“跟我来，肯定在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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