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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岳飞 堕落的天使二（第1页）

而南宋大本营则始终在与这样的军阀行为作斗争。即如张浚的阻止岳飞合并淮西军，及后来的兵部尚书王庶欲通过互调诸帅偏将以制诸大帅军队的日趋私有化，都曾引起诸帅不满，如岳飞就擅自弃军闹意气，而张俊则公开威胁王庶，让人带话：“得罪我们，想想你能在这位子上干几天吧？”王庶则针锋相对：“你替我告诉姓张的那个小子：用不着他咸吃罗卜淡操心，我在一日，就这样干一日！”矛盾之尖锐，可见一斑。

这也是高宗和秦桧为了讨好金国吗？

而岳飞与岳云，公为直接的上下级关系，私为无可替代的亲情父子关系，此时，不管岳云是否真写过信，是否在信中真的要众人闹事，最高法院既已认定并作出了判决，在这样的重罪面前，岳飞都应以双重“间接责任人身份”，向宋高宗明确认罪，承认自己治军不严，教子无方，并转而以“直接责任人身份”，率先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这就是礼！

礼不是法。法是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该谁的责任谁承担；礼则一是二，二是一，下违法而上连责，非失查者即失教，主动承担一切责任。转自铁血

而岳飞却在两个多月内，始终象年羹尧一样，梗着脖子在那拒不认错，使事态越来越趋向恶化，终于招致杀身之祸，且把岳云与张宪两人性命，也白白搭进去了！

这不仅让人想起十多年前的另一起冤案……

曲端，陕西前线最早奋起抗战的著名将领，吴玠就出自他的帐下。此人知书善文，长于兵略，父任左班殿直，战死于西夏战场，故其年仅三岁就被授予了军职。史载：

“曲端，字正甫，镇戎人。父涣，任左班殿直，战死。端三岁，授三班借职。警敏知书，善属文，长于兵略，历秦凤路队将、泾原路通安砦兵马临押，权泾原路第三将。

夏人入寇泾原，帅司调统制李庠捍御，端在遣中。庠驻兵柏林堡，斥堠不谨（警备松懈），为夏人所薄（偷袭），兵大溃，端力战败之，整军还。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怀德军相继陷没。镇戎当敌要冲，无守将，经略使席贡疾柏林功，奏端知镇戎军兼经略司统制官。转自铁血

建炎元年（高宗元年）十二月，娄宿（金大将）攻陕西。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陇大震。二月，义兵起，金人自巩东还。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金游骑入境，端遣副将吴玠据清溪岭与战，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义兵已复长安、凤翔。统领官刘希亮自凤翔归，端斩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

请注意“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这句话。南宋初年，之所以会造成盗贼蜂起的混乱局面，除了宋代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地方政府和百姓对待战败下来的溃军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宋史·李兴传》载：

“溃将邵青自真州（今江苏仪征）拥舟数百艘，剽当涂、芜湖两邑间，（秘书少监、直龙图阁知宣州李光）招谕之，遗米二千斛。青喜，谓使者曰：‘我官军也，所过皆以盗贼见遇，独李公不疑我。’于是秋毫无犯。”

再请注意，这里的“邵青”，就是上面刚刚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濠州战死的水军统领，也是本系列（二）中提到的那个“水贼邵青”。转自铁血

可见，曲端所为对陕西抗金阵营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同时也使曲端在陕西诸军中，享有了非常高的声望。故张浚宣抚川陕，收揽英杰，“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承制筑坛，拜端为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知渭州。端登坛受礼，军士欢声如雷。”

也就是说，曲端是南宋初期第一个方面军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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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这个曲端，此前龙图阁待制王庶受大本营之命节制陕西六路兵马时，招曲端联军会战，曲端却以未接大本营任命王庶的通知为由拒绝，后接通知，仍不服调。金人知陕西将帅不和，再攻陕西五路咽喉要地延安，王庶连续派人督催身任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并手握陕西精兵的曲端往救，曲端却擅自命令吴玠攻取华州（今华县），欲敌分兵回救，但金军并未上当，结果导致王庶兵败，丢掉了延安府。而当王庶到其驻地责问他时，曲端竟反责王庶丢失延安之罪，并以武力夺了王庶将印兵符，还想趁机杀之！幸亏陕西抚谕使谢亮阻止，王庶才保住一条命。

张浚督陕，重视吴玠、刘锜等年青将领，曲端亦知吴玠对其种种作法心中早有不满，竟在高宗四年春的环庆战役中，故意使吴玠战败。史载：转自铁血

“四年春，金人攻环庆，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将屯宜禄，玠先胜。既而金军复振，玠小却，端退屯泾州，金乘胜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为援，端谓玠前军已败，不得不据险以防冲突，乃劾玠违节制。”

于是，张浚始有罢曲端之心。时逢张浚欲发动富平会战，曲端反对，曰：“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此话实为至论，与王彦、吴玠、刘子羽等名将看法一致，但张浚却借春季环庆战役指挥失利，夺了曲端兵权。富平战败，张浚初意再用曲端，但遭到王庶、吴玠等人的反对，理由就是这人不好节制，故张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借口曲端曾做“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这样的诗句攻击高宗无能，以谋反罪将曲端逮捕。

曲端治军甚严，无功不赏，有错必责，张浚竟任命曲端曾鞭责过的一个部将康随为提刑官。曲端一听，即知必死无疑，他有一匹战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至是在狱中连呼“铁象可惜、铁象可惜”数声，再呼“天”数声——什么意思？痛悔轻丧兵权那！转自铁血

果然，张浚放纵康随公报私仇，在狱中残忍的堵住曲端的嘴用火烤，待其极度干渴时，灌之以烈酒，至其九窍流血而死。“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

张浚为此罢职，三年后，大本营为曲端平反，追复曲端宣州观察使，谥壮愍。史评：

“端有将略，使展尽其才，要未可量。然刚愎，恃才凌物……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

曲端之死，乃南宋第一大冤案。斯时其人也远比岳飞资格老，功劳大，军事、文才、政略等方面，虽不敢说就比岳飞强，但绝不会比岳飞差，说句旗鼓相当，亦不为过。然其与年羹尧、岳飞一样下场的悲剧性结局，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反思岳飞冤案中其自身的内在原因吗？

所以，《论语》才在最后一章的第二句话中，选了孔子这样一句话——

“不知礼，无以立也！”岳飞·秦桧·王伦之死（八）

邢卫华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受到侵犯的时侯，抗战与议和，是两种必然的选择，但不能将它们看作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倒可以把它们看作一条道上跑的两辆车，哪辆在前？哪辆在后？哪辆载重多些？哪辆少些？恐怕决定权不在道路，而在车况。它们的方向、目的是一致的，断然否定哪一辆的作用，恐怕有失公允。

实力强大，你敢来，我就打；打跑了，也就跑了，议的哪门子和？这叫骚扰。一点实力没有，忽啦一下就被人家占领了，你倒是想议，可谁跟你议呢？这是兼并。但凡涉及到议和，大都实力即不是强大，也不是没有，也许局部打得不错，但全局形势不妙；也许局部不妙，可全局还不算糟糕。直让攻的精疲力竭，守的也焦头烂额，这才是双方议和的基础。高宗初年的南宋与大金，就是这个样子。转自铁血

因此，抗战与议和，就成为南宋初期的两个相对并行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不管相对的双方如何的水火不容，但做为南宋最高统帅的宋高宗，始终居间调和，不偏不倚的原因。

徽、钦二帝被俘北迁，随行的皇亲国戚及宫人官员有二、三千人，这里面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自愿去的。有人说，自古哪有自愿被俘的？既自愿，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只是后人的臆断。当时的人可不这么看，反倒是把这些人的行为看作忠义之举，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做到的。即如当年范蠡、文仲随越王勾践去吴国作人质，越王都喂马，他们能有什么好差使？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才成为千古忠臣的典范。

做为臣下，外敌入寇，自己没有本事保国安民，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皇帝孤零零的被人家掳去异国他乡，别的能耐没有，只有抛妻弃子的陪着一起去，也算不枉这君臣一场的情义。虽不能说这就是爱国，但说句还有点做人的良心，总不为过吧？金所以要这样多的宋朝官员，则是为了让他们帮助自己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无论是前面的辽、夏，还是此时的金，或是其后的元，只要一旦把这样的体系完整的建立起来后，则无一不野性顿失，走向衰落。因此，在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敌方那里当差的人，只要没有切实的损害本国、本民族利益的行为，也不会被认作变节，回来也会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南归之人，大都能受到高宗接见，并大都给予妥善安排的原因。秦桧就是这些人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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